前几天，女儿去看演唱会，看了一半就跑回来了，还不停地抱怨：“太臭了！”问她怎么个臭法？答曰：“犹如驴叫。”

　　我一听便笑了：“如果真如驴叫的话，那就太有个性了！孩子，现在能听到驴叫容易吗？那是一种奢侈啊！”

　　我想起曾经响彻洛阳上空的“驴鸣”。那是在魏晋时期，当时的洛阳是京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汇聚各类英才之地。只是让后人想不到的是，当时响彻洛阳，最为时尚、最具轰动效应的既不是宫廷乐舞，也不是散乐百戏，而是“驴鸣”。

　　女儿满脸疑惑：“驴给人的印象无外乎蠢和笨，其叫声更是不堪入耳，魏晋时期的人们，怎么会钟情于驴鸣呢？”

　　其实不然，在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中，好多民俗习惯、社会观念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一些以前被大众喻指为好的东西，之后的喻指却变为贬义，“驴鸣”即是一例。古代人认为驴鸣悦耳，每每喜闻之。范晔《后汉书·逸民传》曾有记载，戴母“喜驴鸣”，儿子戴叔鸾“常学之，以娱乐焉”。为了让母亲高兴，戴叔鸾就刻苦学习驴叫，以惟妙惟肖的驴叫来孝敬母亲。到了魏晋时期，众多的风流名士便竞相研习模仿驴鸣。

　　女儿还是不解：“即便如此，还有龙吟、虎啸、狼嚎、马嘶，这些都比驴叫高雅，为何那时的人们独喜驴叫？”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龙吟只出现在传说当中，谁也没听到过，怎么个吟法，谁也说不准。虎啸、狼嚎虽说威风凛凛，但充满杀气，并不是什么场合都适宜。马嘶自然高雅，意气风发，但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马都被征用做了军马，十有八九死在了战场上。别说是普通百姓听不到马嘶，就是皇上坐的龙辇，都配不齐相同肤色的马匹。这样，驴就成了人们的生活伴侣，加之驴又是那么平易近人，无形之中就拉近了与人的感情。再说古代中原地区马少驴多，即使在和平时期，马匹也昂贵得吓人，只有少数达官贵人才能以马代步，民间的“交通工具”基本上以驴为主。驴子成为无官的隐士和文人雅士的坐骑后，自然就会给人以清贫却很旷达的感觉，久而久之，便成为高雅潇洒的象征。因此，当人们郁闷无聊、厌倦世俗，想喊两嗓子的时候，便会扯着嗓子，像驴那样“欧啊——欧啊——欧啊——”畅快地大叫一番，就像今天的摇滚音乐一样，既是人们排遣憋闷的免费保健品，也是愤世嫉俗时的幽默声讨。

　　不仅民间如此，上层社会也乐此不疲。据说，魏文帝曹丕在位期间，就经常走出皇宫，来到洛阳郊外，让随行的大臣们学驴叫。那些随从也都十分卖力，“欧啊——欧啊——欧啊——”之声顿时响彻洛阳上空，此起彼伏，颇为壮观。这样的集体“驴鸣”，几乎每次都能引起周边四里八乡的驴们的共鸣，它们纷纷加入到皇家合唱团引吭高歌，那声音盖过附近白马寺的暮鼓晨钟，让魏文帝神清气爽，惬意极了。

　　当时最著名的“驴鸣”高手有两位：一位叫向秀，另一位叫王粲。

　　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不仅自己善于模仿驴叫，而且还能借助一些劳动工具鼓捣出驴的不同叫声，那技艺堪称一绝。当年向秀和嵇康在洛阳街头打铁时，嵇康抡大锤，向秀拉风箱。为了给这单调的体力劳动增添一些乐趣，向秀硬是神奇地把风箱拉成一头“驴子”。伴随着嵇康把大锤高高抡起又呼啸着落下的节奏，向秀把风箱拉出各种不同的“驴鸣”来配合。那声声“驴鸣”，既有欢快的，又有讽喻的，高中低音俱全，甚为壮观，一时引得众多洛阳市民前来围观，并纷纷叫好。

　　和生活在民间的向秀不同的是，王粲应该算是一位皇家“驴鸣”专业人士。王粲生活在魏晋时期，人极其聪颖，名列“建安七子”之首。王粲的“驴鸣”，“体似声真”——不但形体动作像驴，声音更像驴叫。王粲死后，曹丕亲自参加其葬礼，不经意间把魏晋时期的“驴鸣”推向了高潮。曹丕对前来送葬的人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在那个春日，在漳河北岸王粲的墓地上，那声声“欧啊——欧啊——欧啊——”，就这样留在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魏晋风骨在中国已失传近一千八百多年的今天，我们还能听到纯正的“驴鸣”吗？洛阳上空，那曾经的“驴鸣”，还能找到知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