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人民日报》刊发《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文章,介绍贵州省瓮安县由乱到治的的巨变和警示。本报今予转发并配发洛平文章,敬请关注。
金秋十月。
黔南古城瓮安从又一个黎明中再次醒来。
为人民服务——镌刻在县委办公楼门前影壁上的五个大字,在旭日辉映下金光闪闪,分外醒目。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执著追求和坚定信念。
对瓮安人来说,经历了3年前那场严峻风波,这五个字更具有字字千钧的分量。
化“民怨”为“民愿”
——毋忘情为民所系
2008年,对瓮安而言是个特殊的年份。
两件大事让瓮安人刻骨铭心——
年初,一场百年不遇的雨雪冰冻灾害突然袭来。交通中断、供水中断、电力中断,瓮安成为一个孤岛。
雨雪交加中人们看到,县委一班人带领广大干部走家串户,为群众送去粮食、蔬菜和煤炭等急需物品,排忧解难,与群众共渡难关。
“2008年初,瓮安县领导班子在群众中的威信一度较高,主要因为GDP较快增长,抗冰雪立功受奖……”瓮安县原副县长张仁德向记者回忆道。
然而,谁都未曾想到,仅仅时隔半年,一场比冰雪灾害更为严重的灾难骤然发生。
而掀起这场风暴的“蝴蝶翅膀”,仅仅是一起意外偶发事件。
2008年6月28日,因7天前一名中学女生在县城西门河大堰桥处溺水身亡,有关方面处置不当,加之各种谣言四起,引起死者亲属和群众强烈不满,进而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直至一场大火烧向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
面对映红夜空的熊熊烈火,在场许多干部群众都痛心疾首地流下泪水。
“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等有关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的省委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作为瓮安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县委书记王勤在一周之后被免职。与接任者交接时,他流泪了,不仅因为愧疚,也因为对这片工作和生活过10年之久的土地的眷恋。
至今谈起王勤,从干部到群众,对他主政瓮安时取得的经济发展成绩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有这样一组数据:瓮安从2000年至2007年GDP从11.4亿多元增加到21.9亿多元,翻了近一番;财政收入从6682万元增加到2.4亿元,增长近3倍。
可是,就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数字背后,却掩盖着不少深层次矛盾:社会建设投入偏低,民生欠账越来越多;干部作风问题突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治安状况严重恶化,警民矛盾日益凸显……
特别是由于忽视了社会管理,当地黑恶势力猖獗,帮派组织横行乡里,群众严重缺乏安全感。
当地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搞不好,难以奔小康。”2007年的有关调查统计表明,当地群众的安全感仅为59%,在全省列居后位,全州倒数第一。
瓮安不安。
更为严重的是,干警队伍中少数人竟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严重损害了政法机关的公信力。
“6·28”事件中,死者叔叔被与他发生口角的民警指使黑帮成员殴打一事,就是整个事态演变因果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块“多米诺骨牌”。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6·28”事件后临危受命的县委书记龙长春尖锐地指出,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始终装在心中,印在脑子里,否则,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龙长春上任之初,就将写有“为人民服务”的屏风立在县委办公楼门前,让党的宗旨重新确立起来。
人民,是我们党的根基所在、血脉所在、力量所在。
如果根基动摇了,血脉割断了,大地之子“安泰”还会有无穷的力量吗?
从2008年7月4日走马上任,龙长春至少在半年时间里,用他的话说,基本上成了“信访局长”。“那时,无论是在办公室办公,还是在会议室开会,我总是被排成长队的上访群众堵在门口”。
多年来,瓮安因矿群纠纷、水库移民搬迁、房屋强制征迁、企业改制等社会矛盾导致的信访量逐年上升,而办结率仅为18%。
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
要想化解民怨,就要敢于直面矛盾。新一届县委领导在全县组织开展了县委书记大接访和机关干部巡访、千名教师家访、公检法司“四长”联访、乡镇干部走访等“五大访活动”。
2008年7月11日上午,“县委书记大接访”在县人民广场拉开大幕。9点不到,上访群众已达200多人。
这一天,龙长春接访并处理了88起上访。
残疾人杨杰,几年前一直靠开电动摩托车谋生,可在县城取缔非法车辆的行动中,车被没收,生活没有了着落,想凭一技之长摆个修鞋摊,手续却总也办不下来。
“你的要求合情合理,这个困难我一定帮你解决!”听了杨杰的倾诉,龙长春立即责成城管局予以落实。
3年时间,龙长春接访并签批督办的各类信访案件有1000多起,办结回复率为99.6%。全县信访量从2008年的2000多起下降到2009年的600余起,2010年降至60多起。
与此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也迅速展开。长期称霸一方的“玉山帮”等20多个黑恶势力团伙被一网打尽,300多个犯罪分子受到法律严惩,9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依法审判。
大火,让瓮安的共产党人警醒起来!
广大党员干部纷纷深入基层群众,问需于民,化解民怨;公安干警也进村入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据贵州省统计局测评,2010年瓮安群众安全感为96.95%,全省排名第三、全州第一。
今年国庆长假后的一天夜晚,记者在距“6·28”事件事发地500米处的渡江广场看到,华灯璀璨、舞乐声声,人们有的翩翩起舞,有的悠闲散步……
“瓮安变化真是太大了!”记者与刘女士攀谈。她感慨地说,过去谁敢晚上出门?更不要说挎着提包在街上散步了……
民怨解则民气顺,民气顺则天下安。
和谐稳定为瓮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县城北部记者看到,机声隆隆中,3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已经破土动工,生物发电、磷化工等10余个重点项目也已启动,预示着瓮安更加美好的未来。
瓮安的“瓮”字,由上面一个“公”字,下面一个“瓦”字组成。现任县委书记陈昌旭对此的解读寓意深刻:
“公”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瓦”代表民居、代表老百姓。只有“公”字当头,我们党才能赢得人民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是的,共产党人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从“民生滞后”到“民生优先”
——坚持利为民所谋
瓮安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留下不少红色标语。
在“猴场会议”旧址,记者看到院墙上“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字迹犹存。
内容鲜明且通俗简洁:前一句讲的是反对阶级压迫,后一句讲的是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紧连民心。穷苦人正是从民生的角度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
而国民党不懂这一点,所以失去了民心,也丢掉了江山。
打天下,取决于民心向背。
坐江山,靠的是天下归心。
在瓮安采访,“农民两占乡政府”的故事,很有些发人深省。
2009年初夏的一天,几十名库区移民怒冲冲来到龙塘乡政府上访,为自己的生计讨说法。中午吃饭时间到了,他们便闯进食堂,径自淘米做起饭来……
江界河村的村民反映,70多年前,红军长征时为我们老百姓打土豪、分浮财、发粮食、送盐巴,可现在因为要移民搬迁,群众生活困难谁来解决?
300多户世代居住在江界河畔的村民不愿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因田被水库淹没后没有了粮食和收入,一些人便到乡政府自己做饭,还频繁到县里、省里甚至北京上访。
事发第二天,龙长春赶到龙塘乡江界河村。他走进移民用木板临时搭起的简陋住房,逐家逐户走访,当面听取群众诉求……
县委决定,尊重村民的意愿,对愿意搬迁的补偿到位;对故土难离的后靠安置,不再强迁。同时组织县领导干部对52户后靠移民逐一实行“包保”。
乡党委书记李飞告诉记者,对尚未搬迁的30余户移民采取分流安置,有的经营果园,有的搞旅游开发,有的从事养殖业……
于是,在昔日农民抢占食堂淘米做饭的龙塘乡政府,记者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农民刚刚收获的金黄稻谷铺满了宽敞平坦的院坝,一些农民正忙着翻晒。村民李文银告诉记者,这是乡干部为方便农民晾晒稻谷,主动把停车场腾了出来。
同一地点,两样景象,折射出党群干群关系的深刻变化。
“以前总觉得贫困地方主要是发展不够的问题”,在龙长春看来,还必须统筹兼顾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等关系。
瓮安近些年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用于改善民生的却明显滞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用老百姓的话说:“守着煤山没煤烧,守着磷矿没钱赚。”
怎么办?
“这些年在民生建设上欠账太多,我们欠老百姓的,就是砸锅卖铁卖裤子也要兑现!”
县委常委会上,龙长春力排众议,说服大家拿出3600万元用于解决1400多名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并投入1.4亿元缓解教育资源紧缺状况。3年来,县财政民生投入从2008年的4.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9亿元。
民生投入增加了,会影响发展吗?
“不会!”龙长春肯定地回答。
道理并不复杂。
实践证明,只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观,发展不但能更快,而且会更好。
征地征迁难是城市改造中最棘手的问题,搞不好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冲突。瓮安事件的发生,就与此关系密切。
然而,自2009年瓮安县委、县政府提出“新旧并举,东改西扩,北推南移”的县城发展战略3年来,涉及4000多征迁户却无一上访。
原因何在?
四个字:让利于民。
具体政策措施是:实行“征一还一,结构陈新不补差”的补偿原则,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从25元/平方米,提高到43.09元/平方米。
执政理念决定发展思路,思路一变矛盾迎刃而解。
“坚持科学发展观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龙长春说,“而必须落实在行动上,体现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先进性,最重要的就是她毫无一党之私,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
——这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宗旨,也应成为每个共产党员永远坚守的信念。
变“替民做主”为“由民做主”
——牢记权为民所用
“路修好了,可村里的厕所太脏,厨房设施太落后……”从广东打工归来的青年农民张荣华说。
党员何清学接过话茬:“改厕、改厨是个好主意,我们还要搞沼气,把厨房贴上瓷砖,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10月10日下午,记者在岚关乡岚关村何清学家门前的院坝上,目睹了村民代表以“一事一议”方式进行民主决策的过程。
让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是瓮安人从惨痛教训中获得的财富。
王勤至今记得,2005年岁末的一天,由于当地在构皮滩水电站库区移民问题上方法简单,强行要求搬迁,引起群众不满,时任县长的他被情绪激动的村民扣留,两天后才被解救出来。
让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追求的理想。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第一个人民自己的政权,就诞生在瓮安这片红色土地上。
1935年1月12日,红军在被打倒的土豪家门前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了桐梓坡农会。当地农民第一次手握大印,当家做主,执掌政权。
70多年后,同样是在桐梓坡村,当地农民又率先开始了“一事一议”的民主实践。
“这连村通组的路太差了,商贩不愿进村收猪。”59岁的养猪户谭振贤讲起这条路就心生烦恼。
“这条小土路大车难通行,还有一道深沟横在村头,娃儿们上学要绕路,真得好好修座桥了。”谭振贤的话引起村民的强烈共鸣。
2009年3月,村民们第一次以民主、自愿的方式,作出了投工投劳建桥修路的决定。
村支书王世村告诉记者,桥修好这天,村民们像过节一样聚到一起,商议给这座桥起个名字。有的说叫“连心桥”,有的说叫“致富桥”,最后大家决定叫“感恩桥”。
“通过‘一事一议’,不仅改变了农村面貌,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同时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王世村说。
“感恩桥”不长,仅有十几米,但它却丈量出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历程。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在昭示:民主是理想,也是实践;需要制度,也需要细节。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正是这点点滴滴的积累,像一块块基石支撑起共和国民主政治的大厦。
从大乱到大治,从民心失落到民心重聚,瓮安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
站在乌江峡谷,翻卷的激流挟着历史的风云扑面而来。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
70多年前,被敌军围追堵截的红军曾在这里绝处逢生,转危为安。
70多年后,瓮安的基层政权也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
滔滔江水,惊涛拍岸,仿佛诉说着那发人深省的千古警训: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新长征的路途上,也还会遇到各种“乌江天险”。
但只要我们始终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就一定能闯关夺隘,到达胜利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