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 焦雅琦 　　2月7日，在武汉市起点人才市场上，务工人员在了解用工信息。 （新华社发） 　　上海浦东一家劳务市场的工作人员正在等待求职者。（1月31日摄） （新华社发）

　　核心提示

　　新华社精心设计问卷，联手国内最大的务工在线职业介绍服务平台工众网，于春节前后就中南、西南、华东、东北、华北和西北六大区域、18个省市的农民工就业流向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回收有效样本1217个。同时，记者还到上海、江苏、安徽、河南、四川等地进行了一线访谈。从中，记者发现了我国“用工荒”的一些新态势、新矛盾和新信号。

　　新态势 “招工难”范围更广, “短工化”趋势日显

　　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安徽省芜湖段入口处，巨型广告牌上往年总是唱主角的招商广告，今年春节期间悄然变脸：“热烈欢迎务工人员回乡过年，百余工种万余岗位虚位以待！”

　　走在芜湖的街头，各式各样的招工标语、广告目不暇接，尽打亲情牌。有留守儿童口吻的“思恋版”：“老爸老妈，回家上班吧，我想你们”；有年迈父母视角的“央求版”：“儿子、女儿，到家门口上班，照顾我们二老”；还有“第三只眼睛看务工”的“奉劝版”：“比一比，算一算，还是回乡工作更合算”。当地政府部门在春节前即多方打听、收集回乡过年民工的信息，印制成册，提供给企业。2月3日，当地人保部门早早为返乡农民工举行专场招聘会，但4800多个招聘岗位中，依然有过半岗位“空手而归”。

　　芜湖地处中部地区，用工情况具有代表性。“春节过后，首要任务不再是招商，而是招工。”芜湖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招工难”正从以往的东南沿海向全国蔓延。德清县地处浙江北部，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吕海清说，他们去四川广元招工，对方回应：“来我们这里招工？我们正要把外出打工的人找回老家呢！”

　　在成都，政府部门专门成立重大项目人才招募办，逐级下派招工指标，人才机构多招一个工人甚至能拿到1000元。

　　与以往不同，此轮“新工荒”的另一个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新华社与工众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全国有26.1%的被访农民工表示，所在单位经常有“用工荒”。

　　“我们不是春节之后才缺少工人，而是一年到头都不够。”从事婴童用品销售的上海雅科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柯志坚告诉记者。迫于“招工难”，他已将部分业务外包给外省市企业，并将上海的工人从200多人减少到80人左右。

　　来自浙江省德清县的数据显示，该县现有6000多家企业，每年常态化用工缺口约1万人。

　　而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工荒感。近年来，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以前，80%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80%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说。

　　最新的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民工比往年增加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比往年增加15%，人数约180万人。吕志华分析，沿海和内地企业给农民工待遇差距的缩小，以及河南省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打工。比如，一个郑州富士康，吸纳的员工数就达到13万人。正因此，调查显示，今年河南七成劳务工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随着各地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以往农民工的“单向输出”已转变为“多向流动”，过去的农民工输出地成了输入地，输入地反而成了回流地，农民工就业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

　　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一年，25.8%的人为1年至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

　　清华大学“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上一份工作的时间、每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等均明显短于上一代农民工，其职业“高流动性”、“高脆弱性”十分明显。

　　新矛盾 企业留人“有心无力”，农民工进城“欲留还走”

　　记者调查发现，“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两大主要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进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

　　眼下，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带来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币升值又进一步侵蚀了有限的利润空间；内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一些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陷入“招工不足——开工不足——效益下降——无力招工”的恶性循环。

　　上海明天纺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徐仁明告诉记者，他在上海宝山和苏北泗洪办了两家制衣厂。由于原材料、土地、资金等成本大幅上涨，加上国外市场不景气，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一年2000万美元的销售额，其利润只有300万元人民币。为招工，公司不断提高待遇，目前宝山工厂的一线工人工资已增加到每月3000元左右，还管吃住，社保也和当地接轨。“在目前的赢利水平下，这个薪酬水平短期内已到临界点，再也涨不动了”。因为招工不足，企业的产能只发挥了70%至80%。

　　收入增加了吗？农民工自己却有着另一本账。老家在广西桂林的卢巧英，和丈夫两人在上海浦东航头镇的一家养猪场打工，夫妻俩年收入合计有5万元左右。她说，收入每年都增长，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买什么东西都贵”，今年她和丈夫准备去福建。

　　调查显示，40%的被访农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农民工收入没有变化，11.5%的人收入减少。收入增加的人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内，即低于CPI涨幅。也就是说，有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而有43.5%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记者和许多农民工朋友交流时，都能听到这般心声，“回老家，我们是城里人；进了城，我们又是农民工。”进城却难以“融城”。

　　老家在安徽亳州蒙城县农村的戴斗斗今年24岁，在长三角一家电子产品企业务工。他说，来上海打工，是因为觉得“机会更多、发展空间比较大”。去年收入增加了20%，但是单位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缴纳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在城市长期生活？”

　　记者采访还发现，有一些岗位相对较好、收入相对较高的农民工，有能力在城市赚钱养家，但因为子女教育、户籍等方面遭遇的种种门槛，很难真正成为“城里人”。

　　文军认为，一部分农民工可说是“劳动力移民”，以在城市定居为目的。据他的调查，有25%的农民工的收入能够在城市生活，但是“新二元结构”使他们无法真正扎根城市。

　　新信号 “新工荒”能否倒逼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差距逐步扩大。当下愈演愈烈的“工荒”更是警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专家认为，“新工荒”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倒逼机制。

　　首先，倒逼机制迫使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效益，增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如果转型不成功，不要说招不到人，就是公司在上海关门都不是没有可能。” 柯志坚说，上海提出降低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现在的客观环境已不适合低端制造业的发展。记者采访感受到，许多面临“招工难”的企业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用工荒”一再敲响警钟，企业的转型升级已没有退路。

　　“‘招工难’的问题，已经迫使企业不得不转型，我们企业的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一是要创造自主品牌，二是加大研究开发力度、引进研发人员。”浙江泰普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王小奇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东部地区不少县市的企业还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力度，提高自动化程度，降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蔡昉认为，以“用工荒”为契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将共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次，倒逼机制可激发更多制度创新，着力破解“新二元结构”，政府尤应积极作为。“即使实际收入与内地比没优势，但如果孩子能在城里获得较好的受教育环境，不少农民工还是会留在沿海地区打工。”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

　　他认为，政府不应直接用资金补贴等手段去帮助遭遇“用工荒”的企业，而应更多地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农民工群体，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升区域的吸引力，熨平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的波动。

　　全国总工会去年公布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整体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社保参加率低等问题，并建议“十二五”期间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并确保他们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

　　不过，河南省杞县县长李明哲指出，眼下的“招工难”也不应掩盖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没有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对于中西部众多劳动力大县来说，转移就业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