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4日,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居民在平价超市内选购商品。(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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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新华视点
“发烧”的肉价、“高企”的菜价、“待涨”的水电油气……当前物价虽已“高位回稳”,但“控物价”形势依然严峻。
粮食丰产,食品却领涨;产品提价,企业仍喊亏;两头诉苦,中间直喊冤——面对扑朔迷离的物价矛盾,代表委员们寻根溯源、建言献策。
“粮食丰产了,食品却领涨”
如何减轻百姓“餐桌负担”?
“排骨一月一个价,最高时每斤涨到30多元,菜、米、肉也赛着跑上涨,口粮开销占工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说起一日三餐的花费,北京西城区居民张秀英直叹“太贵”。
在新一轮物价较快上涨中,食品价格被视为“领头羊”,让百姓感觉“餐桌负担”越来越重。
全国人大代表、纺织女工张晓燕深有感触地说,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消费主要花在“吃”上,感受更明显,“现在早饭吃一碗馄饨和一套煎饼果子要八九块钱,比前几年涨了一大截”。
央行发布的2011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8.7%的居民认为,当前物价“高,难以接受”。
百姓感受背后有统计数据支撑。去年8月以后物价涨幅虽然开始回落,但全年5.4%的涨幅仍远超年初4%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8%。
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为何食品价格仍大涨?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委员认为,“表面上看农业丰收了,食品价格不存在大幅涨价的基础条件,之所以出现急剧攀升,与去年的投机性炒作、一直以来粮食生产结构性弊端,以及调控预警相对滞后都有关系”。
那么,如何为百姓餐桌“减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认为,“控物价”与“增收入”,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要避免中低收入群体陷入“收入跑不赢CPI”的尴尬。
“政府要完善市场调控和监管,消除季节性、结构性农产品短供,严防投机炒作。”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员说,“同时还应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代替散户种养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竞争能力。”
“产品已提价,公司仍喊亏”
如何减压企业“成本上涨”?
涉足食品行业的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刘乃兰委员道出了“成本上涨”刚性拉高物价的无奈。
“糖价从10年前每吨1000多元涨到4000多元,另外人工、水电等其他成本也在上涨,食品厂生产的冰激凌出厂价虽提高三四毛钱,但依然利润微薄。”刘乃兰说。
对于成本推动,青岛即发集团董事长陈玉兰代表也深有同感。她说,作为一家主营纺织服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去年仅用工成本就增加20%。
融资遭遇“趁火打劫”,也是企业转嫁和推高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天津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记者,由于银根收缩,贷款指标竞争激烈,银行变相“抬价”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增,企业只能给产品提价。
另一个物价推手是国外“输入性通胀”。欧债危机发酵,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一些国家滥发货币“救市”,对国内物价上涨形成潜在支撑。
“如果一些企业难以转嫁上升的成本,必将面临生存压力。”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王爱俭代表说。浙江省工商联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省2/3的中小企业成本提升30%左右。尽管部分企业产品提价,利润仍然被“摊薄”。
“企业的成本变化,直接影响物价走势。”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说,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其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就是“保民生、控物价”。
“成本上涨是一个因素,但企业竞争力最终还是靠自己。”郝建枝代表认为,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不能一味靠提价,更要向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要效益。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
如何“挤出”中间降价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曾做过追踪调查:“菜园子”里收购价每公斤4毛钱、6毛钱的蔬菜,让种植户“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篮子”里,却涨到了每公斤2元、4元。
菜农抱怨“卖贱”,市民抱怨“买贵”,中间环节则抱怨“钱难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柴宝成认为,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高是“主凶”。
这一点也得到刘乃兰的赞同。她说,流通环节多,不仅导致层层加价,而且增加了损耗、人力等成本,成为推高食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一些物流行业的代表委员说,长途公路运输返程空载率高,利润2/3缴了过路费和油费,“雁过拔毛”的各种罚款更不用说。
一方面,超市、菜摊的租金随房价攀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超市、商场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上架费、广告费、店庆费、返利费、促销费、管理费、年节费等,这些最终都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人表示,当前国内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终菜价的2/3;国内物流总成本在GDP中占21.3%,而发达国家仅为10%左右。挤压流通成本可为“降价”提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