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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权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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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10 日 星期    【打印】  
为官的权与德
□梁衡
  德是人的行为规范,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而官员又更多一层,这就是怎么用权,因为他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多的权力。权对官来说有两重性,一是可以为百姓办事,服务社会;二是可以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欺压百姓。好官坏官由此区分而来。

  官的政绩决定于他的能与德,但主要是德,有德无能至少不会办坏事,无德有能却可大大地办坏事。德是基础,是软实力,是一个无形的大磁场。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汉武帝选官时首重德,举孝廉;隋唐开始科举考试,重能亦重德;到明清更总结出“公生明,廉生威”,出现曾国藩等这样的道德榜样,又回到道德上来。

  大凡一个政权,在开创之初,德和能都不成问题。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自然大得民心,且自戒甚严,德风感天下。至于能,更是在战火中打出来的,无往不胜。而麻烦在于掌权之后,德渐松弛,能亦下降。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说边区有“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委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确实反映了当时延安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令人羡慕,使人向往。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文革”之初到学校视察,就在学生食堂里吃饭,一个菜2角5分钱也要如数交上。中南海里开会,每个人主动交5分钱的茶水费。

  现在生活好了,官员的“胃口”也大了,贪个千百万很平常。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因贪伏法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2000年2月,胡长清贪500万元,被判死刑;第二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9月,成克杰贪1000万元,被判死刑。去年的公开数字,只外逃贪官卷走的钱有说5000亿元,有说8000亿元。高官贪,小官亦贪,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公布,大连街道办下面一小区居委会主任王仁财,职务在科级以下,2007年至2009年期间贪污9000余万元。此外,他还联同当地黑社会,犯下多宗故意伤害、非法采矿、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2011年12月21日被判处死刑。

  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小偷专偷贪官,网上流行词“小偷反腐”。原因很简单:1.贪官有钱;2.是不义之财;3.失主不敢报案。这样想来小偷的“偷”倒是一种客观上的义举了,类似当年土匪的劫富济贫。而且因破小偷小案牵出不少大贪大案,成语“小巫见大巫”又多了一个姊妹词“小偷见大盗”。这还只是贪财之腐败,其余还有买官卖官、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结党营私、吃喝嫖赌等,不一而足。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权力的监督可以使官员变成一匹奋蹄腾飞的千里马,而对权力的放纵亦可以使他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魔鬼。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起都是先从干部准备做起,而它的衰落也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治国先治吏,国败吏先衰。治理的办法当然是有的,如领导带头,使有楷模;严刑峻法,使不敢犯;民主监督,使不能犯;还有就是道德教育,使之良心发现,自我约束,不该去犯。这几条中,制度约束、民主监督是最重要的,对官员个人来讲,自我约束、正确对待权力则是内因。

  那么从道德上来说,近年来官场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坏风气呢?现在官场道德之坏主要表现是:私、贪、假、惰、媚。如何惩治其害并重整新风,笔者在官场已观察有年,对症下药开了十味药方,这就是: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官场的病症总是旧病复发,有的还是顽疾难除,虽是常谈也只好再谈了。恰逢有出版社来约稿,就辑为“官德十讲”,这十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官场的现状和时下官德的种种表现,也兼顾总结古代为官的伦理道德。十讲又可大致分为两组,前五讲主要是围绕权力和工作,是以德施政,以德辅政;后五讲主要是围绕个人修养,以德自立,处世待人,“以吏为师”,给社会一个榜样。

  (本文为《官德》一书的序言,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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