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铜编镈 （资料图片） 西周铜编钟 “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碑

    西周和东周时期，洛阳是西周的东都和东周的都城。这一时期的河洛地区，礼乐制度不断完备，宫廷雅乐体系得以建立并完善，同时，民间俗乐兴起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 乐器乐理有发展

    在洛阳两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瓷器及玉器，其中有青铜编钟、编镈（bó）和编磬等乐器。这些乐器象征着王权和周文化的繁荣。

    根据悬挂部分的结构差异，铜钟分为甬钟和钮钟，甬钟侧悬，钮钟直悬。将数枚铜钟依一定的音列组合在一起为编钟。其组合方式大致有两种，一为音阶（或调式）组合，二是十二律组合法。编钟用以合乐，是周代礼制的产物。

    与编钟一起组成礼乐重器的是编磬，洛阳也出土了不少周磬。周磬在形制上有所改进，提高了稳定性，更便于演奏，制作也更为精细。

    编钟、编磬的出现，证明两周时期已具备完备的乐律体系，七声音阶和十二律已在音乐实践中得以应用，而计算乐律的“三分损益法”的提出则标志着音乐科学的重大进步。

    乐器的制作在这一时期也有所进步，出现了用金、石、土、革、丝、木、匏（páo）、竹等材料制作的各类乐器，统称为“八音”。

    2 制礼作乐成制度

    钟、磬等乐器在当时的音乐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金石之声”“钟鼓之乐”在肃穆的宫廷演奏中，展示的不仅是“乐”的形象，更是“礼”和周文化的象征。

    周初，周王室为了维护和巩固新的统治秩序、社会秩序，在政治上建立了分封制，在文化上建立了等级分明的礼乐制度。周公“制礼”规定了政治生活的规矩；“作乐”则是以“乐”的形式，形象地弘扬“礼”的精神，促进“礼”的深入人心。礼乐活动也因此与现实政治统治需要结合在一起。

    周公对前代祭祀礼仪乐舞予以集中、加工、整理，并将其规范成一个整体，还对周代宫廷生活中的各种重要典礼、仪式、活动做出了严格、明确的规定。各种活动都有相关的配乐，且演出程式、音乐形式、服装道具甚至舞者身份和表演场合都不得违反和逾越。

    礼乐制度中最典型的就是音乐的等级制度：上层社会的人被分为许多等级，依据不同的等级施行不同的礼乐。

    为施行礼乐制度，周王朝还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音乐机构——春官，内设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1400多人，由专职乐官大司乐执掌，负责音乐活动中行政、教育、表演的管理。周代礼乐制度受到孔子的推崇，公元前518年，孔子曾到洛阳，“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至今，东关大街还保存着明末洛阳知县杜汝亮所立的“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碑。

    3 宫廷雅乐建体系

    雅乐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周代雅乐在前代礼仪乐舞基础上发展完善，主要内容为《六代乐舞》。

    据史料记载，《六代乐舞》代表了六个朝代的音乐，即黄帝乐《云门大卷》、尧乐《大章》、舜乐《大韶》、禹乐《大夏》、商乐《大濩（huò）》及周乐《大武》。这些都是当时带有史诗性质的古典乐舞。

    《六代乐舞》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乐舞典范。它们由舞蹈、歌唱、器乐结合而成，综合了中国古代丰富的音乐文化成果，形成了以《六代乐舞》为主要内容的周代宫廷雅乐体系。在之后的几千年封建社会中，雅乐体系始终处于乐舞的正统地位。

    4 “郑卫之音”广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由于周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不断受到挑战，诸侯称霸，礼乐制度也受到了冲击，在春秋末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百家争鸣的社会局面为音乐的发展创造了多元化的环境，音乐也得以逐步摆脱礼的束缚，转向推崇“人事之道”，日益成为人们表达、交流内心情感的重要方式。俗乐不断兴起，音乐世俗化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当时，歌唱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行。“郑卫之音”因形式新颖生动而在民间广为传播。“郑卫之音”即郑、卫两国（河南中部与东部）的民间音乐。它表达感情热烈奔放，常有男女互赠礼物、互诉衷肠的内容，隐隐透出一股浪漫气息，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民间世俗音乐。

    在《诗经》中，《国风》属于各地歌谣，多为百姓口头创作，反映了当时的多种民间风俗，如《周南》中的许多篇章和《王风》十篇都是流传于洛阳一带的歌谣，侧重自由表达歌者的情感体验，在艺术表现形式、演奏和演唱技法上更为生动丰富，因此广受欢迎。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享乐形式，女乐、倡优的表演非常盛行，诸侯、国君和贵族乐此不疲，女乐歌舞因此空前活跃起来。史载魏文侯听古乐昏昏欲睡，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也从侧面说明爱好新乐、喜爱倡优女乐的表演已成为当时宫廷贵族的风尚。

    音乐在先秦时期的演化也大致决定了我国音乐之后的发展方向：一是宫廷音乐系统，以乐舞为主；二是士大夫重情轻技的文人音乐；三是民间庆典表演以及缘事而发的乐府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