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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我在研究汉代艺术史的时候，曾从不少赋作中感受过当时当地的气象，颇有收获；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赋毕竟那么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这就像我们见过的有些名流，在重要时段置身重要职位，服饰考究，器宇轩昂，但一看内涵，却是空泛呆滞、言不由衷，那就怎么也不会真正入心入情，留于记忆。这，也正是我在做过文学史、艺术史的各种系统阐述之后，特别要跳开来用挑剔的目光来检索文脉的原因。如果仍然在写文学史，那就不应该表达那么鲜明的取舍褒贬。

    汉赋在我心中黯然失色，还有一个尴尬的因素，那就是离它不远，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和《史记》，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

    大家可能看到，坊间有一本叫《中国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的书，这是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课堂记录，在大陆和台湾都成了畅销书。四十七堂课，每堂都历时半天，每星期一堂，因此是一整年的课程。用一年来讲述四千年，无论怎么说还是太匆忙，结果，即使对于长达五百年的明、清两代，我也只用了两堂课来讲述（第四十四、四十五堂课）。然而，我却为一个人讲了四堂课（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堂课）。这个人就是司马迁。看似荒唐的比例，表现出我心中的特殊重量。

    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至高地位，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只说他的文学贡献。是他第一次，通过对一个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刻画，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魂魄。因此也可以说，他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更惊人的是，他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更不用词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这一切。于是，他也就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润到万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学力量。

    大家说，他借用文学写好了历史；我则说，他借用历史印证了文学。除了虚构之外，其他文学要素他都酣畅地运用到了极致。但他又不露痕迹，高明得好像没有运用。不要说他同时期的汉赋，即使是此后两千年的文学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训斥，只须一提司马迁，大多就会从梦魇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除非，那些人没读过司马迁，或读不懂司马迁。

    我曾一再论述，就散文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他超过“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说其他什么派了。“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几个不错，但与司马迁一比，格局小了，又有点“做”。这放到后面再说吧。

    不要快速地跳到唐代去。由汉至唐，世情纷乱，而文脉健旺。

    16 宫廷御膳（中）

    天下美味食品进入宫廷，清帝享受美食佳肴文化。宫廷帝后是怎样用膳的呢？

    御膳时间。明帝用膳，一日三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农耕文化的三餐习俗。清帝用膳，一日两餐，这源于其先祖日出上山，过午回家，这是渔猎文化的两餐习俗。清帝用膳，时间固定。清帝每天有早、晚两膳，早膳卯正（6时）二刻，晚膳午正（12时）二刻。

    御膳地点。雍正以前，皇帝用膳地点主要在乾清宫及其附近，而后经常在养心殿东暖阁进膳。但饭随帝走，地点不固定。皇帝身边总有几个“背桌子”的侍从。皇帝想吃饭，一声“传膳”令下，侍从立即将三张膳桌一字摆开。传膳太监手捧膳盒，从御膳房到皇帝用膳的地方，一溜小跑，鱼贯而入，把御膳房已准备好的饭、菜、粥、汤等摆在膳桌上。

    宫外露餐，有图为证。如清宫廷画家绘制的雍正帝《行乐图》，描绘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雍正帝及众皇子在苑囿中游乐，正要摆膳的情景。右边山石上放着盛食品用的提盒、捧盒、果盒、执壶、酒杯、茶壶及碗、箸（筷子）等。叠石间盛开着玉兰、海棠、牡丹等，寓意“玉堂富贵”。

    御膳特色。明宫以鲁菜、苏菜、皖菜为主。清宫饮食特点主要有：满洲风味为主，兼采南北之长，蒸炖煮烧居多，康熙后有西餐。

    满洲风味为主 满洲属于东北森林文化，其祖先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习惯于吃猎捕的飞禽（如野鸡、山雀）、走兽（如鹿、狍、熊掌、獐子、野猪）、鱼类（如鲟鳇鱼、鲤鱼）以及采摘的山珍（如蘑菇、木耳）等。满洲崛起之后，吸收汉人食品。清帝入主中原，吸收关内食品。

    蒸炖煮烧居多 烹饪以煮、炖、蒸、烧、烤、炸为主。如乾隆帝晚年一次早膳，有燕窝烩糟鸭子热锅一品，燕窝挂炉鸭子热锅一品，燕窝鸭丝热锅一品，燕窝白鸭子一品，口蘑拆肉一品，托汤鸭子一品等。这么多的火锅，是因为关外气候寒冷，又便于加热保温，特别是冬天可以在炉火上或在热水中长时间煨着，方便帝后随时传膳。

    南北风味兼取 原明宫厨师有山东人、江南人等，清初帝后尝到鲁菜和苏菜的美味。清朝康熙帝和乾隆帝各六次南巡，地方官员接驾，呈进淮扬菜、苏杭菜品尝。回京后，康熙帝“改燔炙为肴羹”，烹饪方法有所改变。器皿既有大碗大盘，也有小碗小碟。

    加进西餐元素 耶稣会士来华，西餐影响宫廷。康熙帝还邀请传教士一起用除夕晚膳，赐给他们“年饭”十二盘菜肴、二十一种果品。菜肴、果品一改满洲烹制方法，中西餐结合。乾隆帝吃过西餐。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命先后制作西洋叉子、西洋小刀、西洋布垫单。晚清和民初，溥仪对西餐感兴趣，他让厨师郑大水向外国厨师学做西餐和摆饰餐桌，还在紫禁城丽景轩设置西餐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