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陶弹琵琶俑 北魏伎乐俑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自秦汉大一统后首次处于全面分裂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继先秦以来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南北融合、东西交流，汉时的相和歌演变为清商乐，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乐种。同时，龟兹乐、西凉乐、天竺乐等域外音乐大量涌入，再加上日益兴盛的佛教音乐等，大大丰富了我国音乐文化的内容。

    1 皇室贵族豪奢 歌舞伎乐风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无休止的战乱致使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但这种南北融合、东西交流的局势，促成了我国文化的一次飞跃发展。

    “由于皇室贵族的骄奢淫逸，这时的歌舞伎乐在音乐发展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音乐史学会会员、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常丽梅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女乐歌舞再度风靡洛阳，在上层社会生活中极度流行和活跃。

    据有关史料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仍留下遗诏，令其婕妤伎人居住铜雀台，每月初一、十五进行表演。至曹丕时，设立了专门的清商署，以管理女乐事宜。曹氏父子皆通乐律，还为女乐歌舞写了许多歌诗，甚至编创乐曲，对当时和后世的歌诗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晋武帝司马炎也酷爱清商乐舞，不仅保留了曹丕时的清商署，而且大量收纳女乐。仅在平吴之后，他就收纳了吴地女乐五千。贵族之中，豪奢之风流行，家中纷纷养有伎乐班子，而且竞相攀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洛阳出现了专门供歌舞艺人居住的集聚区。据《洛阳伽蓝记》载：“出西门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围八里……市南有调音、乐肆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

    2 东西文化交融 佛教音乐成型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乐、龟兹乐、高昌乐、天竺乐、安国乐、高丽乐等外族音乐也大量涌入中原，不仅与中原文化相融并存，也为中原音乐注入了新血液、增加了新内容、带来了新形式，对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时，各种域外乐器也相继传入中原。常丽梅说，自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西域乐器如琵琶、箜篌、竖琴、羌笛、都昙鼓等纷纷传入中原，改变着我国的乐器结构。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的域外乐器更多，如竖箜篌、曲项琵琶、箫、笙、毛员鼓、羯鼓、答腊鼓、鸡娄鼓、双筚篥（bì lì）等。

    大量域外乐器的传入，一方面改变了我国传统乐舞中的乐队组合；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音乐在接受外来乐器时，也有选择地“为我所用”，将外来乐队进行了民族化的改造，使外来音乐成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一部分。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艺术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这一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兴盛，佛教音乐体系初步形成。常丽梅介绍，佛教虽早在东汉便传入中原，但真正兴盛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晋时，洛阳的佛寺发展到43座；至北魏时，京都洛阳已成为当时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被外国僧人称为“佛国”和“佛都”。为吸引世俗民众、宣传佛理，每逢重大节日，寺院便表演各种民间音乐和百戏。正因如此，佛教音乐开始与民间音乐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我国佛教的音乐体系。

    3 清乐辗转南北 成就华夏正声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交流、互渗，共同孕育了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乐种——清商乐。

    常丽梅介绍，清商乐系指贯穿魏晋南北朝整个历史时期，承袭汉魏相和歌，吸收融合了当时南北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俗乐的总称。其中，曹魏至西晋是清商乐创始、繁荣的时期。后经“八王之乱”、晋室南渡，北方的清商乐传至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互相融合，发展成为“被之管弦”的音乐形式，进入都市音乐生活。

    北魏时，在南方更新后的清商乐一部分重新传回北方并得到再度发展；另一部分，仍留在南方并保存其南方文化特点。隋灭陈后，至隋炀帝时，清商乐改称为清乐。由于清乐保留了汉魏至南朝各代汉族传统音乐的内容，成为隋文帝眼中当之无愧的“华夏正声”。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音乐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时期。”常丽梅介绍，一方面，它开创了一个承前启后、南北交流、胡汉交融的空前繁荣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和域外音乐突破了传统的礼乐思想、乐律制度以及音阶、宫调等理念，为隋唐音乐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