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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与柳宗元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强项,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论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
韩愈的散文,气魄很大,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诚恳、隽永。韩愈在崇尚古文时,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道”,这使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
柳宗元就没有这种毛病,他被贬于柳州、永州时,离文坛很远,只让文章在偏僻而美丽的山水间一笔笔写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达到了更高的文学等级。
总之,韩愈、柳宗元他们既有观念,又有实践,“古文运动”展开得颇有声势。
骈体文的地位很快被压下去了,但是,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在骈体文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逐渐自觉,现在“古文运动”让文章重新载道,迎来了太多观念性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学不亲。
唐朝灭亡后,由藩镇割据而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一度曾经诗情充溢的北方已经很难寻到诗句,而南方把诗文留存了。特别是,那个南唐的李后主李煜,本来从政远不及吟咏,当他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使他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
从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仓皇辞庙”等意绪,以及承载它们的“长短句”的节奏,将深深嵌入中国文化;而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形式“词”,将成为俘虏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学标志。
人类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虏营里发生。这一事实,在希腊、罗马、波斯、巴比伦、埃及的互相征战中屡屡出现。在我前面说到的凉州到北魏的万里蹄声中,也被反复印证。这次,在李煜和宋词之间,又一次充分演绎。
那就紧接着讲宋代。在唐代,政文俱旺;在宋代,虽非“俱旺”,却政文贴近。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宋代重视文官当政,比较防范武将。结果,不仅科举制度大为强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国文人,而且让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师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居行政高位。这表面上,既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有时反而各有损伤。
第二个原因,宋代由于文人当政,又由于对手是游牧民族的浩荡铁骑,在军事上屡屡失利,这就激发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心中的英雄气概、抗敌意志,并在笔下流泻成豪迈诗文。陆游、辛弃疾就是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代表,可能还要包括最后写下《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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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上的金殿
明清宫廷祭祀,皇宫内外既有佛堂,也有道观。
唐朝皇帝姓李,道教始祖老子也姓李,所以唐高宗李治时,以老子为李氏祖先,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州郡设道观。
宋朝大建宫观,在太学设《道德经》《庄子》博士,道教大盛。
元帝也尊崇道教。全真教创始人丘处机,山东登州栖霞(今烟台栖霞)人,远达阿姆河,与成吉思汗对话——问为治之方,答:“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之道,答:“清心寡欲为要。”他被赐“神仙”,尊为“大宗师”,住大都白云观。
明朝朱元璋是和尚出身,但他的子孙永乐帝、弘治帝、嘉靖帝、万历帝等都尊崇道教。
燕王朱棣起兵,据说得到真武大帝佑助,取得皇权,北兴皇宫,南建武当,大尊道教。在紫禁城建钦安殿,供奉真武大帝,保佑江山平安。钦安殿坐落在紫禁城中轴线北端,重檐盝顶,面阔5间,进深3间,有汉白玉石须弥基座,前出宽敞月台,四围望柱栏板,上设鎏金宝顶,造型别致,宫中仅见。在2004年大修钦安殿时,发现宝顶内珍藏3000余卷佛经,后回归原位。
永乐帝在兴建钦安殿时,又敕建武当山道观(在今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武当山气势雄奇,“气吞秦华银河近,势压岷峨玉垒高”,“七十二峰接天青,二十四涧水长鸣”,形势险峻,山峦崎岖,溪涧四布,山峦险处,高筑城墙,太和金顶,海拔1612米,构建金殿,重檐庑殿,伟丽壮观,灿烂辉煌。金殿的全部铜件,在京铸造,运到武当,上山安装,犹如“皇冠上的宝珠”,殿外檐下悬挂鎏金匾额“金殿”。500年来,香火不断,出现“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道界盛景,武当山宫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武当山还有张三丰的故事。张三丰,辽东懿州(今辽宁省黑山县一带)人,名全一,号三丰。他因不修边幅,外号张邋遢,寒暑一衲一蓑,吃饭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尝游武当山,跟人说:“此山异日必大兴。”
明洪武帝闻其名,派官寻找,没有找到。一日,张三丰自言当死,果然死了,下葬时,棺内有声,开棺,人复活了。张三丰再入武当。永乐帝派人寻访他,数年不遇,后永乐帝命人大营武当宫观,并赐名大岳太和山,设官铸印以守。这竟符合了张三丰的预言。明嘉靖帝重道,在紫禁城外西北建道教殿阁。
清雍正帝既礼佛,也重道。他在圆明园炼丹药,求长生。
祭祀是宫廷的重要典礼,凡是皇帝亲祭,则要先期斋戒。祭祀与斋戒,是对受祭者诚敬的礼仪,表达对所祀之神的自省,也是对敬祀者的约束。斋戒时祭祀者要外净其身(沐浴),内净其心(修省),并“三斋五戒”。“三斋”即大祀斋戒三日,“五戒”即不饮酒、不吃荤、不作乐、不理刑名、不近女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