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马寺以南的陇海铁路两侧，各有一个方形的夯土台，据说，它们就是焚经台，为释、道两教首次斗法之地。1936年白马寺德浩法师在此立焚经台碑，上书“东汉释道焚经台”。

    据北魏佛教徒所著《汉法本内传》记载，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有五岳道士上表明帝，请求与佛教沙门斗法。当时佛教刚传入中国，明帝也不知其法力如何，便允准一试，并诏令在白马寺山门南修了两个高台。正月十五这天，双方各坐高台，斗法开始。道士称道经遇火不焚，但以火烧道经，道经顿时化为灰烬，南岳道士费叔才当场气绝身亡。代表佛教斗法的摄摩腾则纵身高飞且坐卧空中，并能使天雨宝花如太阳伞一样撑在佛僧的头顶，又能使天空中妙乐琅琅，悦耳动听。另一沙门竺法兰则大讲佛教功德，使众多俗人当场表示要剃度出家，在场的一些道士也纷纷表示要弃道皈依佛门，斗法结果，佛教大胜。

    释道斗法的故事近乎荒谬，因为在东汉初年，道教尚未形成，且法律规定，汉人不准出家。但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体味佛法初传汉地过程的艰辛。

    据说，汉明帝选正月十五释道斗法也有择“吉日”之意。佛教有正月十五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汉明帝信奉佛教，诏命这一晚皇宫和寺庙都要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节日，称“灯节”或“元宵节”。汉明帝还鼓励他人信佛。明帝之弟、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反省自己有罪，以缣（细绢）赎罪。明帝下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并将诏书下达各封国，对刘英予以褒奖。

    听闻中国皇帝信佛，对胡僧礼遇有加，东汉以来，胡僧纷纷前往洛阳城译经传教，其中最著名的高僧有两位，一位是安世高，一位是支娄迦谶。

    佛教有大小乘之分，所谓“乘”，为载乘之意。佛教认为,人生是一望无际的苦海，须用载乘的工具方能渡过苦海，求得解脱。大乘意谓大的载乘工具，小乘意谓小的载乘工具。大小乘佛教的主要区别在于修行的手段不同和企望的目的不同。小乘注重天竺古老的宗教修行传统，即以体力修行为主，大乘则注重启发修行者的智慧，主张体力与智慧并重；小乘认为人只能灭身灭智，自渡苦海，大乘则要求大慈大悲，普渡众生。佛教的神祗系统分为三层：佛、菩萨、罗汉。小乘认为个人修行的最终结果顶多可修成罗汉，大乘则认为不仅可修成罗汉，还可修成菩萨甚至佛。

    安世高是小乘佛教传播者。他原为安息国太子，博学多识。父王死后，他放着王位不坐，却把王位让给叔父，自己毅然告别尘世，出家修行，很快悟道，成为一位高僧。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安世高来到洛阳，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共译出佛典35部，41卷，计有《五阴譬喻经》《转法轮经》《大安般守意经》《禅行法想经》《通地经》等等。

    支娄迦谶，大月氏人。《祐录》说他“操行淳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时号“月支菩萨”。汉桓帝末年，他来到洛阳，在10多年时间里，先后译出《道行般若经》10卷、《般舟三昧经》1卷等经典。佛教称“智慧”为“般若”，有专门研究启发修行者智慧的般若学。支娄迦谶是首传般若学入汉地的佛教学者，他所译佛经几乎全是大乘佛经。

    东汉末年，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加上大量的大、小乘佛教经典的翻译，使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了佛教教义，信佛的人越来越多，并开始从京都洛阳向周边传播，尤其向南方传播。

    这一时期，徐州牧陶谦手下的一名官吏笮（Zé）融，就利用督管广陵（今江苏扬州）、下邳（今江苏宿迁）、彭城（今江苏徐州）三郡的粮食运输的职权，来从事崇佛活动。《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这样记载：“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者五千余人户。每浴沸，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万人，费以巨亿计。”可见，笮融的崇佛活动规模巨大，造成的轰动效应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