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乘客在公交车上发现钱包丢失，当场拨打110并要求司机停车关门、等待民警，而其他一些乘客对此颇有微词。类似事件并不鲜见，但争议从未停止。“公论”应该是什么？

    有社会学者从道德范畴内指出，“公民应该配合警方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主动举证或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同情弱者，理解失主，不仅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其实也是公民对自己权益的维护”，这样的表述，隐含着“一车乘客应该等警察”的法理逻辑。

    城市公交是一种保障公民低价出行的公共产品，从人们只需花较少的钱就登上公交车的那一刻起，个人权益与公共权益就达成了一种天然而无形的社会契约，其内容包括双方对等存在的权利与义务。比如，作为公共产品，公交车应该廉价、快捷，并且保证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作为乘客，享受到了公共福利，当一起突发事件让公交车处于某种紧张状态时，就有义务予以相应的配合，甚至在必要时“出让”个人权益，牺牲自己时间在车上等待警察到来就是其中之一。

    可以想见，如果不从法理逻辑上承认这种社会契约的存在，面对公交车上的失窃事件，不给予及时和有力的配合，必将助长违法犯罪行为的嚣张。

    当“契约意识”不再缺位，站起来的是现代公民，立起来的是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