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 李玉明

    普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延续民族血脉，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资治通鉴》由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今伊滨区诸葛镇司马村）历时19年编撰而成，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倡导读史学史，本报今起开设专栏《通鉴学思录》。该专栏由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偃师古都学会会长喻清录撰稿。喻清录多年来潜心研读《资治通鉴》，多有心得。

    《资治通鉴》第一句话是：“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洋洋300万言、叙述1362年史实的鸿篇巨制，为什么要以这句话开篇呢？

    魏斯、赵籍、韩虔是晋国的三家大夫，他们势力强大后就联手驱逐晋国国君，分割了晋国土地，史称“三家分晋”。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大夫，要获得诸侯名分，必须由天子任命，于是便请命于周威烈王。此时，周室衰微，威烈王无力制约，只好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使他们名正言顺地进入了诸侯行列。孟子曰：“无礼义，则上下乱。”周王朝的真正衰亡，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

    司马光对这一史实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批判。他说，礼的核心是名分，即“君君臣臣”，上尊下卑，名分乱了，国家就没有秩序。三晋虽然强横，但是也应以礼制之。周天子不给他们诸侯名分，他们也不敢强自为之；而给了他们名分，他们就有了“护身符”，这是鼓励以下犯上的簒逆行为，践踏了礼的原则。

    司马光是以礼治国思想的坚定推行者。他耗时19年编纂《资治通鉴》，是呈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御览的，其目的是用“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巩固大宋江山。由此观之，他之所以截取“三家分晋”的史实开篇，是认为这件事意义重大，意在告诫宋神宗吸取周威烈王的教训，坚持以礼治国，在名分问题上丝毫马虎不得。他把这一思想贯穿全书始终，不厌其烦地对许多历史事实作了礼的评判。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称臣于曹操，并请曹操代汉自立为帝。曹操看透孙权的险恶用心，把他的书信展示于众曰：“这小子要把我放到火炉上烤啊！”曹操终身没有做皇帝。司马光对此评论：“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在他看来，曹操至死没有当皇帝，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他之所以不敢，是畏惧名分，他如果不顾君臣名分代汉自立，就是乱臣贼子，就会落千古骂名。

    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太子、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对这一历史公案的孰是孰非，司马光从礼的角度进行了道德评判，认为唐高祖李渊已经立李建成为太子，又数次私许李世民为太子，客观上造成了兄弟相残的局面。因此，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唐高祖，其实质是废了礼法，乱了尊卑。他还批评李世民在这件事上有严重错误：“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认为他以弟弑兄，以臣弑君，大逆不道，应该受到谴责。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病死，偏将李怀玉乘机作乱，杀了王玄志之子，推举姑表兄弟侯希逸为节度使，是为“平卢事件”。朝廷竟不问是非曲直，承认了这种既定事实。有了这个先例，此后各藩镇的节度使都由军士自行废立，朝廷权威荡然无存。

    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这段评论，淋漓尽致地抨击了唐肃宗治军不顾礼法，从而导致皇权下移，产生恶果。事实上，唐王朝最后的灭亡，就是因为藩镇坐大、中央无力钳制而致，形成这种局面的萌芽就是“平卢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