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入周问礼，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尊亲敬祖的民族心理，从此得以稳固；礼乐文化，始成中华主体意识——儒学的思想资源。入周问礼，也确立了孔子为“克己复礼”奋斗终生的理想目标。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室封鲁，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拱卫周室的作用，鲁国因此拥有许多特许的礼仪。虽然周公一生未曾亲临鲁地理政，但他始终对鲁国礼乐文化的实施关切殷殷。《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教导赴鲁的长子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他历数家族身世，珍重自尊自律的感情；敬德勤政，宣示礼贤爱民的理念。他勉励伯禽，谦恭谨慎，以礼治国。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鲁国的管理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故有“天下之礼，尽在鲁矣”的美誉。孔子生于鲁，幼习礼仪，好学勤思，曾任乘田、委吏等小吏。他创办私学，弟子三千，教授六艺。

    有关入周问礼的始末，《孔子家语·观周篇》等典籍中，颇多周详的记述。孔子曾向南宫敬叔诉说他学习礼乐的愿望，他说：“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南宫敬叔将他的愿望，报请国君鲁昭公。昭公赞许，赐车乘一辆、马两匹，并派遣一名童仆侍从，命南宫敬叔同行，远赴洛阳。入周问礼，时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

    孔子到洛阳后，据《孔子家语》记载，他“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当时，老子任守藏室之史，管理国家文献典籍；大夫苌弘，乐艺超凡。孔子登门求教，向他们学习礼乐文化，并参观东周明堂，观赏墙上绘画的“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以及周公辅佐成王理政的画面。

    孔子在深入考察有关礼乐的典章制度后，深深感叹：“吾今乃知周公之圣与周所以王也！”我今天才真正懂得周公的神圣和礼乐文化之所以能君临天下的缘由。于是，孔子赞颂：“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决心要为博大精深的礼乐文化的实现，奋斗终生。

    在问礼过程中，孔子特别敬仰老子的智慧，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君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邪！”

    他形容老子洞悉万物的智慧，超凡脱俗，如神龙腾空，令人仰视莫测。老子对孔子的临别赠言，也十分坦诚：“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他劝勉孔子虚怀若谷，大智若愚，去骄节欲，神态平和，这些诚恳的告诫不仅成为孔子立身处世的人格追求，也成为构建儒学精神和中庸之道的文化基因。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对孔子在历史上备受尊崇的缘由设问：“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由于孔子立言立法，在华夏主体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曲阜孔庙一方元代神道碑上，有这样一段点评：“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言简意深，可谓一语中的。早期文明，得孔子的阐释，方始论理分明；后续文明，赖孔子的规范，才得以发扬光大。孔子一介布衣，而身居至圣先师的崇高地位，这是历史的定位。

    孔子弘扬礼乐文化，首先在于，他把礼乐文化确立为国家民族的标志。凡承认并实现君臣父子等尊尊亲亲伦理关系的，就是华夏；凡败坏或轻慢伦理亲情的，就是夷狄。儒学大师韩愈进而阐明孔子文明立国的原则：“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华夷的区别，就在于礼乐伦理的实施与否。没有礼乐，中国就没有自我，就没有主体，就没有叶落归根的同祖归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伦理王道的实现。只可惜，孔子长期鹤鸣于野，不能施展抱负，无力实现终生奋斗的理想。孔子曾黯然叹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王道不行，中国如违背礼乐伦理，我将泛舟海上，漂流远去了！

    孔子继承礼乐文化，进而把哲学、政治、伦理三者融为一体，使礼乐文化真正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移风俗、匡扶社会的正能量。汉儒董仲舒“复古更化”，极力恢复被秦朝败坏的儒家限制君权的制度。

    孔子创建的儒学，是我国限制绝对君权的重要力量。儒学宣称，君权应纳入天道民心的约束之中。“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最高统治者也必须按天道民心办事。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也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不承认有绝对的君权。

    于是，在皇权统治下，也曾出现一些自我监督的机制：允许大臣劝谏，并成立御史府（台）、中书省、谏院等机构。“罪己诏”的面世，表明最高权力自我纠错的意愿。为了制约君权，宋代的共治政体曾不断完善。史载：宋孝宗时，因“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太常徐谊谏曰：“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宋孝宗也只好认同他的主张。

    北宋曾一度出现虚君实相的政局，权归人主，政出中书，于是能臣辈出。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都有各自政治改革的创举，这在皇权专制的历史上是十分难得的。当然，这些行政措施，也只停留在人治的框架之内，不能根本解决皇权专制的弊端。但是，把儒家认定为维护皇权专制的帮凶，这实在与儒学原创的政治主张不符。

    同时，儒家还继承并发扬了礼乐文化人格尊严的崇高意识，肯定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倡导人性本善，坚信人人都有仁、义、礼、智、信等内在的潜质，为社会教化提供了人性的基本保证。只可惜，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动乱年代，王道不行。孔子晚年也只能诉说“不复梦见周公”的无奈和遗憾，终生未睹王道的实现。

    洛阳东关大街文庙旧址前，现存一方孔子入周问礼碑，碑呈长方形，龟背负驮。碑文系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河南尹张汉书写，洛阳县令郭朝鼎修建。该碑早年曾毁于战火，1961年修复重立。孔子入周问礼碑，为后世留下文化记忆，煌煌大德，赫然永存。只可惜，碑楼周边俗世喧闹，与礼乐的文化精神相去甚遥。祈有关管理部门，在不久的将来，为孔子入周问礼碑营造一个肃穆典雅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