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乐文化为道德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儒学，几千年来，已成中华文化的主体。从社会管理，到伦理道德；从民风民俗，到审美情趣，都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为凝聚人心，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强固的民族心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不同的认知和实践，儒学或被颂为千秋师表，或被贬为遗祸万代，聚讼纷纭。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潮流涌动，我国皇权专制败象丛生，得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痛心疾首，以传统文化为祸首，集矢儒家学说，认定儒学是皇权专制的护身符、国家败亡的祸根。《新青年》发表反孔宣言，指责“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两千余年矣！”为了中华进步，必须扬弃儒学的残骸枯骨。“打倒孔家店”旋成新文化运动最流行的口号。

    这些泄愤的批判，随着理性思考的回归，人们开始认真反思。对民族的传统文化，考证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准确阐释儒学乃至礼乐文化的原创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才符合科学的态度。

    周代分封诸侯，创建了近似联邦制的国家，实行礼治，成就了我国历史上立国年代最久的王朝。春秋时期，政治一体化尚未形成，迎来了文化多元化的辉煌局面，创造勃兴、百家争鸣，出现了文化原典大创造的时代。终因礼治——以德控权，操作不易，随着权力跋扈和纷争，礼崩乐坏。孔子克己复礼，主张三代之治，“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虽一生奔波，“王道”胜境，终难实现。正如朱熹所说的，秦汉以降，“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因此，后世皇权专制的种种弊端，不应归罪于礼乐文化和儒家的治国主张。礼乐文化和儒学的原创精神，不仅不是皇权专制的帮凶，相反，礼乐文化和儒学，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的历史上，恰恰是规范控制皇权最恒久有力的道义力量。

    譬如说，儒家公天下，虚君共治的政治理想，是对黄帝、尧、舜开创的“垂衣裳而天下治”和以礼治国的继承。“通贤共治，示不独专”是限制皇权的理念，在汉、唐、宋三代，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儒学主张，君主只是权力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君主在修德为天下垂范的同时，要虚其位；行权治国，要选拔贤能者任职。宋代皇权受法度约束，专制相对宽松。宋太祖立下誓约，藏于太庙，要求嗣后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苏轼撰文证实：“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宋儒构建虚君共治，化民成俗的治国秩序，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朱熹上书宋宁宗：政令“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政令由君主独断，即令合乎事理，也耗损治国的根本，将引发弊端。朱熹坚持认为：虚君是常理，是祖制。隐隐形成君主——宰执——台谏，三权分立的结构。这正是宋代为什么能臣贤相辈出的缘由。

    元朝君主常不亲政，不是任贤共治，而是怠政的表现，引起政局的混乱。明代朱元璋揽权专制，他声言：“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废宰相，抛弃“政归中书”的共治政体。晚明，东林党人重提虚君共治的主张。顾炎武挑战皇权，发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的大胆议论。王夫之甚至提出“虚君立宪”，认为这是三代已有的古法，实在难得。

    清承明制，康雍乾盛世，在继承弘扬中华主体文化的同时，由于满汉心理提防，在治国理政时，却在大力巩固皇权专制。康熙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雍正说：“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而总揽万机，全在一人之裁决。”乾隆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于是封驳之权、延推之制没有了；给事中、军机处，都形同虚设。清初盛世过后，专制败象渐现，皇帝无能，颟顸守旧；对外敝帚自珍，自我封闭。鸦片战争后，国力衰微乃至民族败亡的危机日益深重，于是，儒学也成了落后的替罪羊。

    当我们回顾我国皇权专制的历史后，面对儒学亡国祸根的批判，实在难以认同。因为，批判锋芒指向的败象，与儒学的原创精神，实在相距太远了。

    追寻阐析儒学与礼乐文化的原创精神，是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自强的基础。大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伦理角色的道德定位；小至日常生活中的义利取害和民风民俗，都隐含礼乐文化的原创精神。譬如婚姻制度，“五四”运动以来，“礼教杀人”，实非周礼婚俗的原则意向。相传召公在宜阳甘棠村巡视，遇二男为夺妻斗殴。原来，古时婚嫁，无凭无证，容易引发争端。召公为稳定家庭秩序，确立夫妻名分，制定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婚俗六礼，为婚姻的庄严神圣和夫妻的义务责任提供心理和制度的保证，这是文明进程的成果，有什么不好？至于在皇权专制下，男子多妻，女子守节，这是后世出现的弊端，并非礼乐文化的原创精神。

    又如儒家的义利观，后世形成的儒家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似成定论。其实，事情要复杂得多。子贡因自家富有，拒绝接受行善应得的官府赏赐，孔子并不赞成。子路救人落水，被救者牵牛来谢，子路把牛收下，孔子却称其做得对，并说：这样一来，各国就会有更多勇于救难的人了。取之合理，取之合情，利以济人，这样就好。义利都是为了社会形成良好的风尚，可见孔子深思熟虑的良苦用心。

    要准确领会原创精神，实属不易，更何况在解读古人原典的文字时，就存在着分歧。如《论语》中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后世指责为孔子的愚民主张。可是，后人不同的断句，却引来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自己可以做好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去做；如果他们做不好，就让他们先懂得，先明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明理可用，就用；不理解，就只让他们明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可用，放任是不行的，要教育引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吗？不，要重视教化……

    不过，我总认为，孔子作为“有教无类”的教育家，他决不会以实施愚民作为他的人生目标的。文字解读，本已十分艰难，领会原创精神，须视界开阔，要融会贯通，这就有待谨慎小心的认真研究，对祖宗的文明创造，要多一些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