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工作难做！”这是不少乡村干部发出的感叹。如何把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落到实处，有效化解矛盾，密切干群关系，需要治理理念的突破和治理方式的创新。在这方面，徐州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本报今日摘发《人民日报》11月26日18版刊发的文章，敬请关注。

    “让我们老百姓参加村里的这种会议，我们的想法村里清楚了，村里的思路我们也明白了，事儿干起来就顺了。”作为6名村民代表之一，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桃岚工业园胡滩村村民胡昌连很激动，他全程参加了11月12日在村委会举行的党支部决策会。

    从2011年的试点到现在的全面推行，如今，徐州村级事务村民参与决策的“四权”建设已成常态。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解释，“四权”建设就是通过完善和落实村党组织决策权、村民代表会议议定权、村委会执行权、群众监督权，形成完整的村级事务决策链和工作链，实现党组织作用发挥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改变治理方式迫在眉睫

    “四权”建设，首先在徐州下辖的邳州市试行。位于苏北的邳州是全省第二人口大县，长期以来，村级治理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和复杂矛盾，村级工作困难重重。

    一方面是村级干部队伍频亮“红灯”：2009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共立案查处村级干部违法违纪案件87件，涉及69个行政村，占邳州行政村总数的14.4％；另一方面是一些村干部感叹工作难做：“有的村民是‘有田有地不靠你，有了义务不理你，出了问题老缠你，处理不好还骂你。’”

    是村民难缠，还是村干部工作方法欠妥、民主法治意识不强？调研发现，长期以来，由于村党组织权力过分集中，村务决策多为党支部书记“一言堂”，工作推进多靠“发号施令”，貌似“强势”，但群众工作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不断弱化，领导核心作用大打折扣。

    “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主意识明显增强，了解、参与、监督村务的要求不断提高。”曹新平表示，“改变农村传统治理方式迫在眉睫。”

    让村民从旁观者变参与者

    义合村是邳州远近闻名的大棚蔬菜爪果种植村，村里80％以上村民通过种植反季节蔬菜和瓜果走上了致富之路，菜农亩平均纯收入超过1万元。一年前，村党支部决定在原有集市的基础上兴建商贸城，扩大规模。

    这一想法能否实施，按照村级“四权”工作法的要求，得群众说了算。那段时间，村党支部一班人逐户向村民们展示了集市西进东扩的效果图和发展前景，并从5个村民小组中推举出39名村民代表开会表决。如今，该村面积5000多平方米的商贸城已建成并吸引商户近百家。

    两年多来，邳州已有490个村运用“四权”工作法，村代会表决通过的5155项事务推进顺利，已完成4948项，171项议题因群众不认可没实施。全市信访量连年下降，社会风气不断好转。

    从“能人治村”到“制度治村”

    “都说征迁是‘第一难’，我们用‘四权’工作法，群众事事参与、事事明白，村民代表还挨家挨户帮着村干部做群众工作，征迁工作推进顺利，群众对村‘两委’班子越来越满意了。”提起村里近年两次经历的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征地，邳州市八路镇刘集村党总支书记朱英跃十分感慨。

    第一次是2005年的刘集船闸建设征地，由于程序不公开、群众未参与，部分群众强烈抵制，开着拖拉机堵住镇政府大门上访；第二次是2011年，南水北调刘集泵站建设须征迁村民的房屋，由于运用了“四权”工作法，涉及4个组村民、500余亩土地的房屋征迁及各项补偿工作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无一人上访。

    “村级发展需要‘能人’，但不能仅靠‘能人’。‘能人治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容易造成‘拍脑袋、一言堂’现象，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徐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时云说，“‘四权’工作法改变了以往‘两委’班子闭门造车、简单拍板的做法，形成了规范的管理制度体系，变‘能人治村’为‘制度治村’，促进了农村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