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技术性问题，管仲有的是办法。

    没错，管仲确实是管理天才和治国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统筹兼顾的。

    刑法的改革也如此。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条款，只要购买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赎罪，人民当然高兴。国家充实了兵备，节省了军费，也高兴。更何况，尽可能地减少杀人和动刑，还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誉，岂非名利双收？

    经济改革的要点，也在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国家统治经济。他的政策是国有民营。生产和销售是民间的事，国家的权力和职能是垄断资源，控制价格，甚至为了控制价格而控制产量。

    当然，管仲自有策略摆平国际关系——“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齐国侵占的城邑归还各国，再加上频繁的请客送礼。据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四邻大亲”。

    管仲认为，有了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条件，齐国就可以出兵了。攻打的对象，当然首先是弱国。如果那邦国既弱小又不听话，更好。

    师出必须有名。要想成就霸业，比霸术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纲领。管仲便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

    实际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强。起先最强悍的，是犬戎，他们在商代叫鬼方。

    中原各国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夏，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

    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其中，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了。

    事实上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是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

    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各怀心思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但更戏剧性的还是一个蛮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这个蛮夷之邦，就是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