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叛徒比比皆是，汉奸众多。曾经看过一个抗日战争的统计，就八路军方面的统计，八路军活捉的日本鬼子有1000人左右，活捉汉奸44万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当然有外因，也有内因。

    剖析外因的时候一定要提到两个人，两个所谓的“中国汉奸之父”，一个是板垣征四郎，一个是土肥原贤二。

    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后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板垣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此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

    他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派军阀的一切特点；军事上则深思熟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他曾在关东军大本营对关东军演说，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情况和日本采取行动的必要。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在一次关东军的动员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可以给北洋军阀交税，可以给蒋介石交税，给张作霖交税，给张学良交税，或者给日本人交税，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非常松散。

    板垣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可以分而制之，中国从政治力量到军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总体上人口多，总体上兵力很强，但它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互相争斗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各个击破。

    这是板垣在1931年8月讲的。到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在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实现了板垣的战略。

    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板垣征四郎策动了多个汉奸，网罗了罗振玉、赵欣博、谢介石等人，又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策动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黑龙江“独立”。在这个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最后溥仪也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一点儿不为过。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所有成为汉奸的，帮着日本人干的，都受有板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