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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关因扼守古黄河孟津渡口而得名。孟津关北濒黄河,南依邙岭,有山河作托,关隘便于坚守,形成了以关制河、以河卫关的局势。因其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随着古黄河河道变迁,孟津关今已难觅影踪。而在距古孟津渡口不远的会盟镇扣马村,有一处会盟台遗址,相传为周武王伐纣时与八百诸侯会盟之地。
1 八百诸侯会师孟津
黄河出陕,奔腾在豫西峡谷,水流湍急,至孟津,河道渐宽,流速骤降,便于船渡。因此,孟津渡口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往来的交通要冲。在此设立孟津关,有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它占尽地利优势。
商朝末年,纣王沉湎酒色之中。他拒纳忠言,滥施酷刑,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商朝的一个方国(诸侯国)周发展壮大起来——农业迅速发展,百姓休养生息,疆土不断扩充,内部人心安定,经济实力雄厚。
周文王离世后,其子姬发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周武王。次年夏,武王率大军自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出发东进,不日来到黄河南岸的孟津,举行誓师仪式,史称“盟津之誓”。此时,邻近方国纷纷前来助阵,助威者达“八百诸侯”。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八百诸侯会盟津”。
会聚的八百诸侯,一起向黄河对岸进发。顷刻间,千舟竞发,浪花飞溅,各路大军迅速到达黄河北岸。但是,军队还未登陆,武王就急令返回南岸。原来这是武王预先安排的一次重大的渡河实战演习,武王看到商军已有戒备,认为灭商时机尚不成熟,便引兵西还。此次军事行动史称盟津观兵。
不期而会的“八百诸侯”,盟津观兵,奠定了武王牢固的盟主地位。两年后,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bēn)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东向伐纣,出发前遍告诸侯重新会师孟津,与商军决战。会盟台上,武王历数纣王种种罪行后,渡过黄河直奔殷都朝歌。
盟津会师,敲响了商纣的丧钟。经著名的牧野之战,武王大败商朝军队,纣王走投无路,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2 伯夷叔齐百世流芳
商灭周立,昭示着失民心者必失天下的道理。而其间,伯夷、叔齐为劝谏武王,放弃攻打商朝的“叩马而谏”和“不食周粟”同样值得回味。
相传,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三子。中国古代君主传位,通常嫡长子即位。然而孤竹国国君临终前,认为叔齐天资聪明更适合继承王位,于是立下遗诏传位于叔齐。不料孤竹国国君死后,叔齐坚决不肯继位,他认为王位理应传给大哥伯夷,而伯夷说父王遗诏极当,叔齐不必过谦,做哥哥的肯定全力辅佐。
有人认为,伯夷、叔齐兄弟之所以让国,是因为他们对商纣王当时的暴政不满,不愿与其合作。后来两人投奔了周。但两兄弟又谨遵君臣礼节,认为不该讨伐商纣王。
当周武王带着装有其父亲周文王遗体的棺材,挥师伐纣时,二人便拦住武王的马头进谏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发动战争,这叫作孝吗?身为商的臣子却要弑君主,这叫作仁吗?”周围的人要杀伯夷、叔齐,被统军大臣姜尚制止了,并放走这两个人。
周武王灭商后,成为天下宗主。伯夷、叔齐却以自己归顺周朝而感到羞耻。为了表示气节,他们不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以山上的野菜为食。
周武王曾派人请二人出山,被拒。后来,听到有人说“采食的野菜也是周朝的”之后,二人开始绝食并饿死在首阳山脚下。
此后,二人以“贤人”著称于后世。后人还在孟津渡口附近叩马而谏的地方修建祠堂。由此而形成的扣马村,不仅成为商贾云集、舟车辐辏的大镇,还成为历代达官显宦、文人骚客瞻仰凭吊的圣地。
3 历经战火关隘难寻
扼守黄河渡口咽喉的孟津关,被正式作为军事关隘,是在东汉末年。汉灵帝为抵御黄巾军进犯汉魏故城洛阳,命大将军何进在孟津渡口建设防御工事,固守洛阳北部门户。
此后历代,孟津关作为军事要冲,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古代,孟津关也被称为河阳关,也有“河阳三城”之说。
专家认为,北魏时期,黄河南北两岸以及河中沙洲,分别设三座城,分别为北中城、中滩城和南城,因为在河阳县境内(今焦作孟州市),故名“河阳三城”。
而连接三城的河阳桥,则在中国桥梁史上赫赫有名。唐代诗人柳中庸的诗《河阳桥送别》云:“黄河流出有浮桥,晋国归人此路遥。若傍阑干千里望,北风驱马雨萧萧。”
从形制上说,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后,朝廷置重兵守河阳三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置河阳三城节度使,直至宋代。自唐至宋初的300多年中,围绕河阳三城所进行的大小战争有百次之多。唐杜甫诗《石壕吏》所叙述的“急应河阳役”和《新婚别》中的“守边赴河阳”等句,都是河阳桥兵争频繁惨烈的真实写照。
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与皇太后、皇后及文武大臣南巡,从孟津渡过黄河,驻跸洛阳,先后祭拜了关林,游览了龙门石窟和龙门东山的香山寺。
1977年,当时全国最长的公路桥——洛阳黄河公路大桥建成,加上黄河铁路桥,船渡时代逐步过去。如今,滔滔黄河之上,便只有游船和养殖船的身影。而无论是在黄河岸边还是沙洲之上,孟津关遗址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会盟镇万亩荷叶田田的静谧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