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后来统一女真各部的外在因素，是明嘉靖朝统治的衰落与腐朽。到努尔哈赤降生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像一座柱斜梁倾的大厦，岌岌乎将要倒塌。明嘉靖朝的败落腐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四个焦点——外部的“南倭”与“北虏”和内部的“廷衰”与“边弛”，明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局面。

    “南倭”与“北虏”拖得明朝兵民疲弊，府藏匮竭。“南倭”之患，明初以来，日甚一日。到嘉靖年间，千里滨海，同时告警。倭寇闯入，烧杀抢掠，许多城乡受到兵火的焚劫。明朝长期进行御倭战争，岁无宁日，重耗库藏。

    “北虏”之患，正统之后，尤为剧烈。正统“己巳之变”与嘉靖“庚戌之变”，皇帝被俘，京师被困，声威大减，元气大伤。其时，“宣、大、山西有俺答诸部，陕西三边有吉能诸部，蓟、辽有土蛮及黄台吉支党”（《明神宗实录》第9卷），内中俺答成为嘉靖朝肘腋之患。仅在努尔哈赤出生的前后10余年间，蒙古兵屡犯京畿，京师五次戒严。明廷为抵御俺答汗骑兵南犯，“增兵增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耗”（《明神宗实录》第67卷）。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后，仅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所发京边用银共3171万余两；其时“浙直以被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唯诸军兴征发停格，即岁入200万之额且亏其三之一”（《明世宗实录》第456卷）。即每年实际岁入不过130余万两，支出却有450余万两。尽管后来俺答纳款贡市，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天下财赋岁入还过400万，北虏款贡侵淫至今岁费360万，罄天下之财，仅足以当虏贡”（《明神宗实录》第262卷）。

    “南倭”与“北虏”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外在因素；而“廷衰”与“边弛”则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内在因素。

    “廷衰”与“边驰”使得明朝官疲兵弊，内朽外虚。嘉靖帝一意修玄，大兴土木，生活糜烂，败坏吏制。他好鬼神事，日事斋醮。道士邵元节投其所好，预宴奉天殿，受紫衣玉带，“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明史·邵元节传》第307卷）。道士陶仲文，起自管库，以符水祷祀见幸，“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后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唯仲文而已”（《明史·陶仲文传》第307卷）。甚至罢官闲居10余年的原参议顾可学，自言能炼男女之尿为长生药，因得“超拜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明史·顾可学传》第307卷）。时人有“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之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