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典礼上致辞，除了祝福，就是励志。这年头儿，社会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励志名言”，正高歌猛进涌入大学校园。有比官大的，体现在校庆时是按职位高低排列校友；有比钱多的，宣称“毕业10年没有4千万别说是我的学生”。弄得我们这些既非高官，也未暴富的校友们灰头土脸的，整天觉得对不起母校，也对不起这“伟大的时代”。

    记得是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演说，鼓励青年学生“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1952年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怀士堂上镌刻的这段话，因而也就成了不少中大人的座右铭。10多年前，我在《读书》杂志（1996年第3期）发表《最后一个“王者师”》，从晚清康有为说起，辨析近代中国的政学分途。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使得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起码章太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吴稚晖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而怀士堂上镌刻着的孙中山题词，便是此思潮的巨大回响。

    孙中山所说的“大事”，乃利国利民，惊天动地，属于今人眼中的“正能量”，而不是折腾得全国人民死去活来的“好大喜功”，或日常口语中的“兄弟你可摊上大事了”。依照中山先生的思路，我略作延伸：第一，不做“大官”的，也可以做成“大事”；第二，当了“大官”的，不见得就能成就“大事”；第三，本校对于毕业生的期待，将做成“大事”看得比当上“大官”还重要。唯一没谈妥的是，有些“大事”，确实非“大官”做不了。怎么办？这里暂不深究。

    我很推崇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教育理念——像中大、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确实应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心。日后有人成为政治家，当了大官，不管做得好坏，都与大学教育基本无关，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大学硬要认领这份光荣，还想总结经验，然后依葫芦画瓢，制造出众多高官来，我以为是自作多情；更重要的是，此举扭曲了大学精神。

    有人引拿破仑的名言，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们不能说不想当大官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因为，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如今报考公务员成了大学生的首选，那是因整个社会被官场逻辑所笼罩，绝非佳音。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能出大官很好，能出巨贾也不错，但最理想的，还是培养出众多顶天立地、出类拔萃的大写的“人”。

    好几次应邀回广州参加中大的纪念活动，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校长、书记在介绍嘉宾时，故意把我们这些没有行政级别的学者放在前面，这让我很感动。我当然明白，对学校的实际运作更有帮助的，是后面的各级官员。学校以“远道而来”作为幌子，优先介绍学者，实际上是想传达一种“尊重学问”的理念。这么多年，走遍大江南北的诸多名校，发现各校介绍来宾时，一般都按官职大小从上往下。我虽反感此不成文的规矩，却也熟视无睹，且佩服主办单位调查精细，从不出错。反而是在中大，被校长、书记重点介绍时，有点不太适应，赶紧挺直腰杆，打起精神，免得贻笑大方。

    好学者大都是有自信的。古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当下中国的人文学者，本就应挺起脊梁，大声说出自己的抱负、志向以及贡献。大凡学术研究以及精神探索，其意义及影响力，要放长视线才能看得清楚。以中大为例，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乃至一般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就远高于当年保护他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今天已然这样，50年或100年后更是如此。

    各位即将走出校门，万一将来当了大官，请记得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或套用《七品芝麻官》中的说法：“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像我一样，“碌碌”而“有为”，只是无心或无望于仕途。若真的这样，请记得，只要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做精、做透、做到“登峰造极”，管他是什么级别，母校就会欢迎你，替你骄傲，为你喝彩。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