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国事蜩螗（tiáotánɡ比喻纷扰不宁），民生维艰，如何从容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局？4月10日至8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奉命率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长驻长葛135天，展开深入调查，探求破局之策。其时间之长、级别之高、人数之众、调研之扎实、作风之朴实，前所未见。

    习仲勋，这位被毛泽东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夙夜在公，告诫中央工作组一行“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并躬身自行，率先垂范。长葛调查，堪称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无颜吃农家的饭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命，率12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旋涡中的长葛蹲点调查。

    作为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是配合习仲勋长葛调查的当事人，他曾多次讲述这段历史——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一行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并要亲眼看看粮仓。

    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大力一听“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他让张大力打开粮囤，张死活不肯动手。习仲勋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到处都在搞‘卫星田’……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只好造假。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有些事儿还是不说了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细细地把问题说出。到晚饭时间，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

    长葛百姓皆兄弟

    在习仲勋面前，百姓为什么敢说掏心掏肺的话？除却“一切后果责任由我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外，处处都能与百姓打成一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但习仲勋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身份不用保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习仲勋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夙夜在公。

    “习仲勋去宗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村调研时，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就坐在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长葛调研期间，时常陪同习仲勋到各村了解情况的刘水柱说，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有时还调侃他：“老习，你这个‘习’跟毛主席的‘席’差多远？”习仲勋笑笑，说：“我只是咱炕上铺的‘席（习）’，跟铺天盖地的毛主席的‘席’是两码子事儿。”

    刘水柱记得，一次开完会，习仲勋请参加座谈的农村干部和群众一块儿吃饭。他为老农蔡丙戌添饭，风趣地说：“老蔡，听你这名字就知道你是属狗的。你比我大两岁，就是老大哥。咱们一家人，不要客气。这糊涂面条不算好，但是一定要吃饱肚子。”今年81岁的冯景尧，时任和尚桥公社樊楼大队青年队队长，追忆往昔，他说：“当时樊楼大队三餐难继，全村共49户人家，习仲勋走访了46户。农家没有凳子，他就随地搬块砖头当凳子。每到被访的人家，他都是称兄道弟、称嫂道妹。”

    “查风纠偏”

    面对困难，习仲勋顶住压力，在长葛采取了一系列“查风纠偏”的举措：解散“大食堂”、狠刹“五风”、抓好退赔工作……

    不仅如此，习仲勋还秉笔直言。在将近5个月调研并解决问题的同时，习仲勋代表工作组向党中央与河南省委连续提供11份调查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迅速批转到各中央局和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参考。当时，如实上报长葛的境况，有多难、有多危险呢？回想一下彭德怀庐山会议上递交“万言书”的下场，就晓得了。但是，长葛调查让长葛、河南走出了噩梦连连的困局，也为全国走出那个非常时期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