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是顺治十八年，那年的夏天，沉默寡言的艾萨克·牛顿被送到剑桥大学学习。同一时期，江苏地区有一个集畅销书作者、美食家、私塾教师、学生运动领袖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50岁死囚，正面临砍头的命运，他就是金圣叹。

    金先生得知自己第二天就要被处决，便买通了狱卒并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我有要事相告”，随后神神秘秘地委托对方将一封遗书偷送出狱，并再三保证内中绝无任何忤法之事。这封神秘信件最终被安全递交到了囚犯家属手中。不过在此之前，那个心中忐忑的狱卒因为害怕或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已忍不住将信私拆，并与几个值得信任的同僚同观，只见那信上只有短短一句话：“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憾矣。”不免令人啼笑皆非。

    牛顿终生没有离开英国，却能解开宇宙的秘密，他所依靠的是理性的力量，那是17世纪人们所摇旗呐喊的科学启蒙的力量。但在东方，你能发现另一种力量同样能使一群局限多多的文人变得气质非凡，这种气质并不来自自恋矫情的镜中赏花，而是来自他们创造力十足的生活美学。一个人将死之前，遗书中没有只言片语他这一生的智慧总结，却仅有一段舌尖上的美味。

    最近在读沈从文写文物服饰的论文，连襟周有光说他一家都是文学圈内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好多文学家自杀，沈从文一开始也想自杀，但觉得那很没种。于是，沈从文到了故宫当解说员，他喜欢研究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兴之所至，还能躲开政治迫害，这是一种谋生亦谋爱。

    再说周有光，他是个语言学家，被送到五七干校进行改造。别人不许他看书，不许他做研究做学问，据说只许带一本字典，于是他就带了另外20本书，什么书呢，《毛主席语录》。有不同文字的《毛主席语录》，他就带了20本，去干什么呢，他去比较这些不同的语言，做比较研究。那些人看到是《毛主席语录》，也就不反对。周有光后来觉得这是个好事，他对别人说：“你遇到困难，你要找一个缝缝，从这个缝缝里面可以走出去。”

    这个困难中的夹缝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兴致”。脑子要活跃，心灵要保有童真和趣味，生活要有质感。

    再说一个事儿吧。从1912年到1915年，鲁迅在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上班，他的职位是教育部佥（qiān)事（相当于今日的助理一职）。上班时，同事们有的玩瓷器，有的玩字画，还有的嗑瓜子、打麻将，鲁迅不会打牌，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玉瓷器，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后又动手抄写，拓本上一些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地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一块汉碑可以抄写半个月，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没有的。但他还是不愿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其间他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完成并刻印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

    好友许寿裳后来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当时，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

    他们，都是有趣味的人。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