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问工匠建露台之事 插图 李玉明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率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丞相萧何主持朝政。萧何监造未央宫，宫殿建筑极其宏伟壮丽。刘邦兵败，于次年二月回到长安，看到未央宫后怒不可遏，斥责萧何道：“天下混乱，苦战数年，胜负未知，为何建造宫室如此过度也！”萧何辩解：“正因为天下尚未十分安定，才可以乘机建造宫室。况且天子拥有四海之地，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天子之威严。建造得壮丽一些，可以叫后世永远无法超越。”刘邦转怒为喜，就入住未央宫逍遥享乐起来。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萧何的“理论”做了尖锐批判：“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而顾以壮丽宫室为先，岂可谓之知所务哉！”司马光的这一思想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统治者应以什么为重？是巍峨的宫殿、华美的器物、高大的陵寝，还是国家的安泰、百姓的富足、教化的施行？不同境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而结果也会截然相反。

    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韩昭侯要给自己的王宫建造一个高大壮丽的殿门。大夫屈宜臼叹息：“王必不出此门。何也？前年国家被秦国攻击，丧师六万，今年天又大旱，王不抚恤人民而恣意奢侈，这是本末倒置啊！”果然，殿门即将落成时，韩国大乱，韩昭侯在内忧外患中死去，至死也没有走出殿门一步。像韩昭侯这样只顾宫殿壮丽而不顾人民死活以致国亡身死者，《资治通鉴》记载了许多，其中最可笑可叹者，当数秦始皇和隋炀帝。

    秦始皇灭六国后，国家已连年征战，山河破败，民不聊生。此时最迫切的事情是安抚天下，让百姓休养生息，秦始皇却加重徭役赋税，修长城，伐南越；在穷兵黩武的同时，又大建宫室陵寝，仅阿房宫和骊山墓，就征用民夫七十万人，并五次全国大巡游，处处建造行宫，勒石颂德。终于，人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凝结为仇恨，陈胜一把火，就把秦王朝烧了个干干净净。

    隋炀帝即位之初，得益于隋文帝二十多年的治理，国家相当富庶。据史籍记载，当时粮食多得无处存放，“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隋炀帝驱使数百万人建行宫，辟驰道，为他的巡游服务，“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用挽夫八万余人，舳舻相接二百余里”。隋炀帝如此追求奢华，仅十余年就将家底挥霍一空，引发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他也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与秦始皇、隋炀帝不同的是，对人民仁爱的统治者都以国家富庶、百姓安乐为重，而对于宫殿、陵寝、器物则不追求其奢华。

    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没有扩建过，车骑服御没有增加过，所作所为以利民为上。他曾打算建一个露台，问工匠花费，需百金，于是停建，晓谕侍臣：“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我住在先帝宫室里，时常感到羞愧，还建什么露台呢！”他从不穿金戴银，宠妃慎夫人裙子不拖地，帷帐无装饰。

    修建陵寝的规模，更能彰显一个帝王追求“美丽”的标准。汉文帝修建霸陵时，诏令一律使用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物，趁山势凿穴，不必高大坟茔。汉光武帝刘秀建造陵墓时，将作大匠窦融奏请：“园陵要广袤，不必计较花费。”刘秀诏令：“所建墓地不许超过二三顷，不堆土为山，不修池，只要不存水就可以了。”果然，留给后世的汉光武帝陵，确实比较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