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用胶黏合的浮桥

    周武王伐纣时，要横渡黄河，以便与汉水流域的彭国、长江流域的蜀国、渭河流域的羌国等进行会师，共同伐纣。1月14日，盟军顺利会师，沿河北上。

    这次行动，集结士兵5万多人；出动的战车，300辆；总的行程，700多公里；歼灭的敌军，约17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战绩，如果没有水上交通的支持，历史恐怕将被改写。

    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到了周昭王时，水路也带来了祸患。

    周昭王对楚国久不朝贡很不满，于是决定亲自率军去攻打楚国。

    周昭王率领大批将士从洛邑出发，途经汉水时，突遇一群犀牛。犀牛野性十足，非常凶猛。将士们猝不及防，无法继续前行。

    周昭王只好下令原路返回。沿途，士兵们掠夺了不少奇珍异宝，都通过便利的水路，一船船地运回了都城。第一次亲征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次亲征的时候，周昭王率领着精锐的“周六师”。这一次总算接触到了楚国军队。不过，楚军并不畏怯，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周六师”这支著名的国防部队，伤亡惨重，仓皇而逃。

    在撤退时，周昭王又一次取路汉水。他强迫当地的土著人，给他架一座浮桥，以便渡过汉水。浮桥被搭好了，他率领大军踏上浮桥，不料，刚走到桥中央，桥体突然解体，周昭王和大批士兵落入水中。

    随军队伍中，有一个名叫辛余靡的大臣。他救上了已奄奄一息的周昭王。

    这场诡异的落水事故，让天下皆惊。经过调查才知晓，原来是土著人在架桥时做了手脚。

    土著人对周昭王不满意，便偷偷用一种胶黏住船身，把一只只船都连在一起串成浮桥，而不是用绳索等固定住。所以，浮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但一旦负重过多，桥便会解体。

    其实，周朝拥有完善的舟船制度，设有舟牧一职。周天子每一次登船，舟牧都要仔细检查船只5次，确保安全无虞。但是，这一次因为是逃跑，舟牧顾不上检查了。

    周朝能够制作浮桥，表明建桥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

    早期的桥，不叫桥，而叫梁。《诗经》中，有12个“梁”字，没有一个“桥”字。梁，特指独木桥、双木桥。随后，小桥又叫“徙杠”，供人行；大桥又叫“舆梁”，供车行。

    夏朝后，桥有了突破。国家规定，在农闲时，都要修桥。

    船的发展更快了。对舟船的监管，也有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舟船分4等，天子乘造舟，造舟最大，地位最高，由4艘以上的船只连接而成；诸侯乘维舟，维舟由4艘船只连接而成；卿大夫乘方舟，方舟由2艘船只连接而成；士乘士舟，士舟只有一艘船；百姓乘筏子，连乘船的资格都没有。

    ■扩展阅读

    周公提出“一风五德”，其中的“教德”就是：打通关隘阻塞开路；每隔5里就开辟分支路线；每隔10里就挖井提供饮水；每隔20里就建馆舍提供食宿，设管理员。

    20 大禹在哪儿治水？

    前述这么多的“夏代”早期城邑集中于丘陵台地为主的中原腹地，大洪水的发生和大禹治水也在这一带吗？大部分学者是这么认为的。相传洛阳龙门石窟所在的伊阙，就是大禹凿通的。或言大禹所凿龙门，在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之间。

    考古学家也不肯放弃类似的推测：“（登封王城岗）城壕底部大体接近水平的设计和开挖，增加了人们对历史上夏禹治水的可信度”，“如果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真的与禹都阳城有关，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将更为可信”。

    但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早已指出，“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各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主要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此外北方的冀州，西方的雍、梁，中央豫州及南方荆州的西部，山岳绵亘，高原错互，全不会有洪水”。“兖州当为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东部的大平原，豫、徐平原当为今日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换句话说，洪水所指主要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域。淮水流域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在内，此外全无关系”。

    他注意到《禹贡》中关于洪水的记述：“在总冒和总结中没有，各州条下全没有，只有兖州下有这几句话，这不是已经可以证明洪水只在兖州境内发生么？”

    其中的一句是“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说的是洪水被治理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民从高地下来，住到平地。考古学家注意到这一带有许多高出平地数米的堌堆遗址，与一马平川的自然地貌很不协调。经调查发掘究明其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先民在同水患的斗争中选地势稍高处靠人力堆筑而成，此即所谓“丘”。

    环境考古学家则指出，与黄淮平原形成对比的是，中原腹地的豫西晋南地区“山前黄土台地分布广泛，台地面宽阔倾斜，河流下切较深。当异常洪水来临时，上涨的洪水一般只能淹没台地的前缘或在台地上形成决口扇和漫洪河v道，冲毁部分遗址，给史前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一定的威胁。但这里特定的地貌条件给先民们保留了较大的迂回空间，人们可以通过就地后退选择新的栖息地，从而使文化得以延续”。

    鉴于此，历史学家沈长云教授主张夏族的中心区域在古河水和济水之间，而禹都阳城应在河南濮阳。“禹所率领的夏后氏及其他夏族所居住的地域，必当在易于受到洪水侵袭的范围之内，他们治水，不过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已。因而那些远在洪水发生地域之外的地方，自不应是我们考虑的‘禹都’或禹所居处的范畴。”所以嵩山脚下的丘陵地区“不仅是禹都，夏族及夏王朝兴起的地方，都不会是在这里”。这一观点虽非主流，却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