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唐朝的“交规”

    唐朝的交通立法，极为细致。

    长安城的城门在开启或关闭时，便会有人冲出来，沿着街道大声呼喊、告知。风雨中、霜雪中、狂风中、飞沙中，这些喊话的人，从不停歇。

    可是，每天都扯着嗓子狂喊，毕竟累得要命，嗓子都要喊成破锣了。有人忍不住了，提意见道，能不能改为击鼓？话一出口，立刻被采纳了。鼓被称为“冬冬鼓”。

    唐朝还制定了飞驿传警制度、截驿马尾制度、道路规避制度等。

    飞驿传警制度是指，一种特种车可以超越一切车辆，快速行驶。行驶时，还伴随一些声响。这类似于今天的鸣笛警车。

    截驿马尾制度是指，用于灭火的特种车，用于工程的特种车，各涂一种颜色，有优先行驶权。这类似于今天的涂着红色的消防车，涂着黄色的工程抢险车。

    道路规避制度是指，在道路上同行时，贵族优先，老人优先，负重者优先；道士、僧侣、尼姑上街时，若遇到五品以上官员，要主动回避。

    道路限行制度是指，马车能在城中走，但不能跑，谁若违规，谁就要受鞭刑。

    路政维护制度是指，禁止占道。谁若占道，谁就要被杖击70下；谁若在道上种植物，谁就要被鞭打50下；谁若在道上排泄、扔废弃物，谁就要被杖击60下；“城管”若是没有及时制止，也要被杖击、被鞭打。

    道路治安制度是指，禁止在住宅里射箭，否则，要被处以60杖的刑罚；也不能玩弹弓，不能扔石子，否则，也要受罚；去山里和湖泊猎杀野兽时，要摆出标志，告知他人，以免误伤，否则，要被处以40鞭的刑罚。

    在水上，还有“溯上者避沿流”的制度。也就是说，上行的船只，要避让下行的船只，逆流的要避让顺流的。

    在渡口，如果没有桥，没有筏，无法摆渡。那么，主管官员就要被狠狠地打50下屁股。

    “船人”，是指划船的人；“茹船”，是把船缝堵起来；“写漏”，是清理船里的积水；“安标宿止”，是指船只停靠后，要树立醒目的标志，告知来往的船只和行旅。这就和今天的警示标牌一样。

    如果有谁没放标志，或没避让，就要挨打，抽50鞭子；如果因此而造成了人身伤害，就要被判处故意杀人罪。

    不过，若事发时，有激流，有风暴等，就可从轻处罚。

    唐朝严禁超载。只要是乘坐官船的人，每个人携带的物品不能超过50公斤；如果是帮别人带东西而超重，每超重25公斤或1个人，受寄人和寄托人都要挨打，各抽50大鞭；如果超重了50公斤或2个人，就要杖刑100下，基本上能打成残疾；情节严重者，要下狱服刑2年；军人若超重，受刑更严重；若有人超重主管官员没发现，也被归为“犯罪分子”的行列。

    30 铜礼器的信息

    我们在第一部分“陶寺的兴衰”中已介绍过陶寺铜铃，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数年前，陶寺又发现了一片含砷的铜容器残片，表明此时陶寺都邑已经使用铜容器。这件铜器并非大墓的随葬品，是否属礼器尚难遽断。即便其属于礼器，也与后来三代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青铜礼器群没有承袭关系。

    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则陆续发现了铜礼器的蛛丝马迹。

    1980年，在王城岗遗址小城之西城内的灰坑中发现了一片青铜器残片。该灰坑的时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第四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50年～前1994年之间，此时的王城岗小城和大城均已废弃。铜片不大，只有5、6厘米见方。薄壁，略呈圆弧状，下部有转折。发掘者比照王城岗出土龙山文化陶鬶的形制，推测应为铜鬶的腹与袋状足的残片。经冶金史专家检测分析，可知该铜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 。

    龙山时代能够铸造出铜容器，还是超出了当时学界的认知范围。随后即有学者对王城岗铜容器残片的出土层位和时代，以及龙山时代是否能铸造出较为复杂的袋足铜器提出疑问。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学家也没有再发掘到龙山时代的铜容器，哪怕是残片。但多数学者认为，王城岗出土铜器残片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用复合范法铸造的容器之一。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评价道：“它不可能是青铜铸造业刚刚产生时期的制品，而是青铜铸造业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后，趋于成熟的标志。”

    直到20年后的2000年，新密新砦遗址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内壕以内的“新砦期”地层中，发现了一件残长8厘米多、形似镰刀的铜片。笔者有幸在这件铜片出土后不久即在新砦观摩过。第一眼的印象就是，这显然是鬶或盉类酒器的流部（倾酒的槽或管）残片。经测试分析，这件铜片系红铜铸造而成 。

    这样，依据当前的年代学认识，试排列东亚地区最早的几件复合范铜铸件的年代如下：

    陶寺中期砷铜容器残片—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

    陶寺晚期红铜铃—公元前2000年～前1900年；

    王城岗龙山后期锡铅青铜容器—公元前2050年～前1994年；

    新砦“新砦期”红铜容器—公元前1850年～前1750年。

    众所周知，目前所知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此后的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红铜、黄铜、砷铜和锡铅青铜互见，而不见容器和兵器。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不懂得复合范铸造技术。

    如果把这个阶段称为“铜石并用时代” 的话，那么我们从陶寺、王城岗和新砦的上述发现中，显然已看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