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千年军阵

 

    远古的时候，原始人过着艰难的生活。他们既要捕获野兽，又要防止野兽进攻。为此，他们琢磨出一个比较安全的狩猎方法：最强壮的人走在最前面，中间是老幼和女子，青壮年走在两边，后面是健壮的人。

    这种队形，利于攻击，又便于防守，是军队阵法的雏形。

    接着，最早、也最原始的军阵出现了。

    它是“一军阵”，所有的军士们都混杂在一起，组成一个泱泱大阵。

    这种军阵过于死板，不能灵活多变，很快就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二军阵”“三军阵”和“多军阵”。

    到了商朝中后期，乃至到了周朝，“方阵”“雁行阵”流行起来了。

    方阵，中间兵力少，周围兵力多，利于防守。

    雁行阵，看起来形似群飞大雁，军阵向前移动时，呈优美的V形，利于包抄迂回；军阵向后退时，呈奇特的倒V形，利于保护两翼和后方。

    随后，“八阵”也问世了。

    “八阵”是一个大方阵，里面有8个小阵，冲着8个方向，分别叫天、地、风、云、鸟、兽、龙、虎，这是为了便于区分和指挥。

    “八阵”很灵活，阵中的任何一个小方阵受到攻击，都能得到其他小方阵的援助。

    兵圣孙武和孙膑都提到过“八阵”。不过，最使它备受瞩目的，是因为诸葛亮很偏爱它。

    三国时，诸葛亮指挥蜀军与曹魏作战。作战地区大都是山地，曹魏有很多骑兵。为了适应山地作战，也为了对付曹魏的骑兵，诸葛亮对“八阵”进行了改革创新，使“八阵”成为一种严密的防御性阵形，但它也很难取得大的胜利。

    “一字长蛇阵”在隋朝时被使用过。

    公元589年，隋军与陈军余部在建康交战。陈军在城外布下的就是“一字长蛇阵”。

    隋军对这种军阵不太了解，派出了500人攻击军阵，结果大败。

    经过认真琢磨，隋军了解了这一阵法。于是，他们组织了更多的兵力攻击军阵中央。结果，陈军猝然而乱，军阵断裂，被隋军打得落花流水。

    除了“一字长蛇阵”，在明朝时，还出现了“鸳鸯阵”。

    “鸳鸯阵”的创始人是戚继光。当时，一些日本武士、浪人、商人，形成了海盗团伙，常侵犯中国沿海，掳掠、骚扰、烧杀。戚继光奉命抗击倭寇，在不断地对阵中，他发明了“鸳鸯阵”。

    “鸳鸯阵”以12人为一队；1个队长站最前面；2个人持盾牌站在第二排；2个人持狼筅站在第三排；4个人持长枪站在第四排；2个人持短兵器站在第五排；1个人持火器站在第六排。

    这种阵法的要义是：变单兵作战为配合作战，而且，长兵器和短兵器配合，冷兵器和火器配合，颇具战斗力。

    “鸳鸯阵”还分“大鸳鸯阵”和“小鸳鸯阵”。“大鸳鸯阵”是由几个“小鸳鸯阵”组合而成的。

    46    文化大扩张

    还是回到考古学，谈谈我们擅长的事吧。

    在第二部分“嵩山的动向”中，我们曾介绍过“新砦类遗存”的分布范围，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地域则以嵩山北麓的伊洛平原和嵩山南麓的北汝河、颍河上游一带最为密集。这一带恰是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遗存”和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的中心分布区。“新砦类遗存”的晚段和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早段可能是同时并存的。但到了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晚段，新兴的二里头文化已覆盖了包括原“新砦类遗存”分布地域在内的更大的范围。但总体上看，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西至崤山，北以黄河为界，东未及郑州、新郑一线，南不过伏牛山 。与其后出现的二里头文化的大扩张相比，它就小巫见大巫了。

    大体与前述二里头都邑的膨大化和大建设浪潮同步，以其为辐射源，二里头文化的冲击波也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铺展开来。

    自二里头二期始，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开始跨过黄河，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说二里头文化一统中原，似不为过。与早于它的众多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与此相应，二里头文化也被划分为两个至五个地方类型，显现了这支核心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其中以嵩山一带为中心的二里头类型和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遗存。

    有学者认为分布于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不属于二里头文化。就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而言，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尽管在理论上包含对各类遗存的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器作为最重要的指标的。对二里头文化的指认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以深腹罐、圆腹罐、罐形鼎为主要炊器，而以山西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炊器组合则为鬲、甗、斝等。鉴于这种情况，故宫博物院张忠培教授等指出东下冯一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不仅泾渭分明，而且均渊源有自”，与其归入二里头文化，不如“将其视为源于三里桥文化发展出来而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在不改变既有界定指标的前提下，东下冯一类遗存由于炊器群的显著差异而不应被划归二里头文化。

    无论如何，曾诞生了辉煌的陶寺文化的晋西南地区，在进入二里头时代，出现了至少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甚至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差异是解释之间的差异，遗存就是那一群。只要不执着地非要追究它主人的身份，关于东下冯类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大扩张的产物，还是取得了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