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史就得由物见人，就不能总围着“考古学文化”那堆“物”打转转。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说到底还是二里头人用的东西及其仿制品的空间存在状态。如果进一步追问，它就是二里头国家的“疆域”吗？

    这二者当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正像二里头文化不能和夏族画等号一样。那么它们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吗？好像又不能这么说，那堆“物”中应当有它背后的那群人活动的“史影”，否则考古学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先要讨论的是，二里头国家有疆域吗？常识告诉我们，有国家就有疆域。但早期国家的疆域又很不同于现代国家。它没有“疆界”或“边界”的概念，没有非此即彼的一条“线”的区隔。那时人口虽较新石器时代有所增长，但还没到人挤人的地步。各聚落群团间还有大量的山谷森林绿地旷野相隔，同一族的聚落也不一定全连成片，准确地说它们是一些“点”的集合。间或还有“非我族类”的敌对势力横在中间，也未可知。所以，即便有“疆域”也是相对的、模糊的，甚至跳跃的。

    这里，我们介绍一则日本学者对早期中原王朝政治版图推论的思路。

    首先，他们承认仅凭考古学材料难以弄清中原王朝政治疆域的范围。同时，他们从确认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嵩山南北和伊洛盆地一带）出发，进而“假定”陶器的主体与这一核心属同一系统的地区为中原王朝的政治领域。

    推论从二里头都邑出发。在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器的制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于王都，具有极强的独占性，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物。青铜礼器以下，作为王都的二里头典型陶器中有一群陶礼器，如爵、觚、盉、鬶等。它们也是具有社会或政治象征性的器物，应该在某些礼仪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以赐予形式从王朝扩散到各地的器物应该就是这类陶礼器。

    如是，二里头以外的各聚落遗址是否出土陶礼器，也就应与该聚落的阶层地位有密切的关联。通过确认出土陶礼器的遗址的分布范围，可以论证当时在该范围内可能已形成了一个以政治秩序统一起来的共同体，形成了政治版图。显然，相对于日常使用的锅碗瓢盆，由这类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陶礼器入手，更容易把握住当时国家的政治脉动。

    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至少有20余处遗址出土陶礼器，可以看到其分布几乎遍及整个二里头文化分布圈。除超过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60万平方米的稍柴（王都近邻加强首都功能的具有特殊作用的大型聚落）和51万平方米的大师姑（中原王朝面向东方或北方，起特殊作用的政治军事据点）之外，其他聚落遗址的面积集中在10万平方米至30万平方米。而且，它们在小流域或小盆地等地理单元内，几乎都属于最大规模的聚落。这与占遗址绝大多数、面积不足10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形成对比。可以推测，这些出土陶礼器的聚落应是被纳入以礼器为标志的王朝秩序架构的诸区域的中心聚落，它们的分布，很可能与以王都二里头为顶点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疆域的范围大体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