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化解矛盾，让本朝走出“朝代更替”，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

    公元1043年至1044年，在宋仁宗的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细读历史，你会发现，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推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

    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更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画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称为“改革者”。

    作为一个通达古今之变的人，司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做到了长治久安。从实践上看，司马光选择的是规劝、引导具体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角色。从担任礼官开始，司马光积极参与批评朝政得失。只不过，跟包拯的大炮轰鸣、欧阳修的敏锐高调相比，司马光的谏议风格是温和理性的，他总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着为皇帝打算的话，甚至能把皇帝尚未做出的英明决定描绘成一幕歌功颂德的话剧，最终把皇帝拉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司马氏谏书堪称提意见的最佳范本。

    但司马光也许真的不是上佳的宰相人选。他的成长过程太顺利，他是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庇护，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跟王安石相比，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说到这里，还得回到“时代”的话题——司马光参加工作时，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已很难上得来了，司马光是“官二代”，王安石也是。“官二代”意味着优质的教育条件、丰富的人脉资源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即使选拔制度完全公平，他们也有更多机会胜出。

    仁宗时期的游戏规则还算公平。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痛苦不堪。恩师庞籍违反制度，私藏文书，让司马光对其免予处分，给他带来了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和纠结。他的纠结多半来自其内在的崇高道德标准与灰色现实间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司马光有“道德洁癖”。

    （摘自《领导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