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们”是我自造之词，只因鲁迅原配朱安命运极苦，而像她这样的女性又很多，故用“朱安们”来涵盖。顾维钧的原配属于另类“朱安”，她被带到美国离婚。

当时，新文化的春风虽能在城市触处生春，但在乡村仅能惠及男性，男青年可以远足求学，女孩子仍被囿于家中，接触不到新思想。这样一来，像鲁迅这样的新青年纷纷拔节，朝着自由的天空生长，“朱安们”仍被“三纲五常”束缚着，思想守旧。男女观念不同，榫头难接卯眼，婚配易酿悲剧。

“朱安们”当中，有的遇到“冷暴力”：任你再怎么孝顺公婆，任你再怎么举案齐眉，任你再怎么铺床叠被，丈夫却不与你睡，让你觉得无趣，自动地离开；有的是遇到“热感化”：婚礼上给你凤冠霞帔，洞房里给你双枕红被，生活中让你穿金戴银，但仍是不和你睡，不过是让你感动，知趣地离开。“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对他的原配小脚夫人，采取“热感化”，成功离了婚。

顾维钧1888年出生，家境优渥，留洋归来，屡任大使，活了98岁，娶过四任妻子。《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46页，提到了初婚：“这次回国（公元1908年）期间，我第一次结婚。以后又离婚了。全部情节是复杂的，但是，作为新旧社会习俗的反映，它也许是有趣的。”

“按照老习惯，父母都尽早为子女选择配偶。我12岁的时候，父母背着我商定了一门亲事。现在我唯一能想起来的是女方的父亲，他是一个医生……转眼到了1904年，我16岁的时候离家赴美。我没有再想定亲的事，3年之后，就是我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父亲来信说，他的年纪大了，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结婚了，我是5个孩子中唯一没有成家的。我回信说：我根本没想过结婚，我当前最重要的是完成学业。”

“父亲很生气。哥哥也发信说女方人品好，聪明漂亮。我记得我曾回信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放脚；第二要进一所新型学堂学英语。”“随后我收到回信，说父亲完全接受我的意见。相隔4年，他很想见我，婚姻问题是要商量，但不会强迫。有了这种谅解，我才回上海探亲。我脑子里想的是未来，但是我的家庭特别是父母关心的是我的个人生活。”

顾维钧回家之后，仍不同意结婚，但父亲流泪并绝食，他也只好就范。鲁迅结婚当晚是坐在新房翻书，顾维钧新婚之夜是躲进母亲房中，怎么也不进新房。几天后，他被赶入新房，却睡在一张躺椅上，他回忆说：“好几夜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她（指妻子）真是旧时代典型的中国女孩子，克制、忍耐而天真，对环境安之若素。”

两人无夫妻之实。他要回美国读书。父亲说：“你可以回去，但必须带着妻子。”顾维钧真是天生外交家，他对父亲说：“如果您愿意出路费，我就把她带走。”现在看来，顾维钧做得好的地方，也正在这一点上——这等于为女方打开了一条出路，或说给了个台阶下。

于是，这位小脚女人就到了美国。在旧金山一上岸，他就把她送往纽约，然后再送到费城。费城的一对老夫妇教她英语，而他则又回到纽约继续上学，只是每逢假日去看她，把她当成妹妹。他发现这女子英语进步很快，到美国后心情也高兴——一个新型的“朱安”，离开了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到了美国竟然快乐地成长起来。她和他见面时，都显出对新环境的兴致来，谈的都是学英语和未来的事情，从不谈夫妻话题，两人之间从未出现过争论。“1909年秋天，我觉得不用再保持这种人为的关系了。我们必须做出安排，使双方都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样对双方都好。她只是问道，既然我们已经正式结婚，那该怎么办？我就告诉她说，中国的民法有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只要有关两方签一项协议就行了。”

“我回到纽约，就写出协议草稿。又过了好几个月。我去看她，她说，她想不出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我要在协议上签字，她也准备签……我们大概在1911年签的协议，我们以十分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对于以后她说她不知道是否该立即回家；她打算留下来，因为她已经对学习发生兴趣。我还像平日那样，不时地去看她。我记得直到1911年下半年辛亥革命之后她才回国。我曾去给她送行。”

以上文字，表现出顾维钧处理此类事情时与鲁迅的不同，一个受美国文化熏陶的中国留学生，用这种方式说服了“朱安”，字里行间透出和谐与开明。其实，这字缝中有掩藏，藏着那小脚女人的无奈与痛苦。回忆录这东西，个人意志最强，大抵都不会往自己脸上抹黑。你看顾维钧写到最后，连原配的名字都没提，足见他对她的“重视”。而那女人随他赴美时尚有妻子的名分，现在回国了却成了离婚女人，在那个时代里，她往后的日子会好过吗？我很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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