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思想史上，各个学派都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相互存在着许多矛盾，但有一种思想是各个学派共同推崇倡导的，这就是“信”。

信，即人说话要算数，承诺要践行。古典“尾生抱柱”和“曾子杀猪”，是对信的最好诠释。《庄子》载：一男子名尾生，与一女子约定在一座桥梁下相会。他久候女子不至，河水涨了，抱柱避水，直至被淹没也没有离开。《韩非子》载：曾参妻子去集市买菜，孩子哭闹着也要去，她哄孩子说：“等我回来了杀猪给你吃肉。”妻子刚从集市回来，曾参就要去杀猪，妻子说：“我是哄孩子，你何必当真呢！”曾参说：“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母亲。”于是就把猪杀了。

这两个典故告诉人们，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面对孩童，也不能食言失信。中国历史上最讲信用的人是西汉初年的河东太守季布，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之美誉，两千年来受到世人歌颂。

孔子把诚信看作人的重要道德素养，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强调要言必行，行必果，言过其实是可耻的。他对信的重要性还有许多深刻论述，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公式（ní），小车无公式（yuè），其何以行之哉？”公式、公式，是车辕与横木相接处的关键部件，车子缺失了公式、公式就不会行走，以此寓意人不讲信用就难以立足于社会。

子贡问怎样治国，孔子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去其一，于三者何先？”孔子答：“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再去其一，于二者何先？”孔子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军队、粮食、取信于民，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三个保障，而诚信最重要，宁可无兵无粮，也不能失去人民的信任。

诚信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已融入世世代代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黎民百姓，都应该自觉践行信的道德准则，如言而无信，就将被世人诟病。《资治通鉴》对千百年来守信、失信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多有反映，其中对唐太宗的两则记载，尤其发人深省。

唐高祖李渊晚年，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嫉妒秦王李世民功高盖世，阴谋杀害，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后诏告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羽，一无所问。”但李建成、李元吉党羽心存恐惧，纷纷逃亡民间，有人争相抓捕以邀赏。谏议大夫王珪禀报此事，李世民又下诏“六月四日以前事连东宫（太子称东宫）及齐王，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并派遣谏议大夫魏征巡视山东（潼关以东），听以便宜从事。魏征至磁州（今河北磁县），正遇州县锢（gù，囚禁）送前太子千牛（官职）李志安、齐王护军（官职）李师行前往京师，当即制止：“吾受命之日，前东宫、齐府左右皆赦而不问，今复送师行等，则谁不自疑！赦令屡下，人谁信之！”当即释放李志安、李师行。李世民闻知甚喜，以“言必行”取信于天下，开创了贞观之治。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六月，北方部落薛延陀首领真珠可汗请求和亲，唐太宗为边境安宁，把公主许给真珠可汗为妻，并接受了聘礼，但很快后悔了，要撕毁婚约。谏议大夫禇遂良上疏：“臣闻信为国本，百姓所归，是以文王许枯骨（安葬无人认领的死人）而不违，仲尼（孔子字）宁去食而存信。君子不失色于物，不失口于人。陛下信在言前，今忽然变卦，所惜者少，所失者多。”群臣也谏劝：“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而唐太宗凭恃国力强大，断然撕毁婚约，发兵灭了薛延陀。

司马光抨击此事：“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即使唐太宗这样的明君，食言失信，史家也不原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