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三月，隋炀帝巡幸太原，八月巡视塞北。突厥（北方部落）侦知消息，十万精骑谋袭乘舆（炀帝车驾），炀帝仓皇逃入雁门关，突厥围攻雁门，飞箭如雨，形势万分危急。炀帝情急之下晓谕守城将士：“努力击贼，凡在行阵，勿忧富贵。”并派使者再三宣旨慰劳：“守城有功，无官者授官六品，赐绢百段；有官者连升三级。”众将士踊跃向前，昼夜拒战，死伤甚众。突厥急攻不下，解围而去。

炀帝脱难还至太原，民部尚书、东都（洛阳）留守樊子盖奏请赏赐雁门有功将士，“不宜失信”，而炀帝斥责道：“公欲收物情（收买人心）邪！”樊子盖胆寒，众臣皆不敢言。结果守雁门将士一万七千人，得赏赐者仅一千五百人，赏格也大打折扣，致使人人怨愤。此后隋炀帝圣旨无人信，政令不行。

唐代思想家陆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论述君王坚持诚信的重要性：“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不诚则心莫之保，不信则言莫之行。驭人以智则人诈，示人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这番话值得所有执政者鉴戒。

君临天下，驾驭万民，诚信就是名片，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轻易许诺，许诺的事情就要践行落实，言而无信，众人何去何从！如果以欺诈伎俩蒙骗百姓，则无异于饮鸩（zhèn）止渴，百姓能善罢甘休吗？会听任摆布吗？庶民言而无信，丢掉的是朋友；君王言而无信，丢掉的是江山。隋炀帝于危急时刻信誓旦旦，雁门将士拼死护驾，而他“好了伤疤忘了疼”，玩弄骗局，欺诈天下，不亡何待！

《资治通鉴》记载有唐高祖李渊两例言而有信的史实。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已相继消灭窦建德、王世充割据势力，李渊大赦天下，但赦令既下，窦、王余党仍有远徙（流放）者。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上书：“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复徙之，是自违本心，使臣民何所凭依！且世充尚蒙宽宥（yòu，恕），况于余党，所宜纵释。”李渊笑而从之，天下平静。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二月，唐高祖征兵，年龄为十八岁以上男子。中书令封伦奏请：“男子未满十八，其身材壮大者，亦可征用。”高祖诏令太子洗马（官职名）魏征起草圣旨，但魏征坚决不奉诏。高祖怒责曰：“男子身材壮大而自言未满十八，乃奸民为避征役隐瞒年龄，征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魏征曰：“兵在精不在多，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增其虚数！陛下常言‘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征兵先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高祖醒悟道：“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遂不征年未满十八者，黎民钦服。

《续资治通鉴》对官吏“以诚信服人”亦多有记载。

宋真宗时宰相寇准，在太宗朝做过巴东、成安两个县的县令，治政“一以恩信”，除国家正常赋税外，承诺不征收百姓任何苛捐杂税，说到做到。因此每年收缴赋税，寇准仅在县衙门口告示，从不派兵丁催缴，而百姓争相缴纳，无一户迁延时日。寇准曾在巴东县衙庭院种植两棵柏树，百姓谓之“莱公柏”（寇准爵封莱国公），睹物思人，永远怀念。

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十一月，西山巡检使郭进大败北汉军。郭进军令严明，一军校违令被罚，乃诬告郭进贪渎，太祖详查后把他押送郭进，令亲手杀之。此时北汉军侵犯，郭进谓此人曰：“我不杀你。你如能战场立功，我举荐提拔你。”此人奋勇杀敌，立下战功。郭进遵守信诺，向朝廷举荐，而太祖不批准：“他诬告忠良，虽有战功，不过抵罪，不可授官。”郭进又奏请：“使臣失信于人，则不能用人矣。”太祖于是提拔了此人。郭进从此号令三军，无人不服。

这些史实证明，诚信就是威望，就是力量，是执政者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