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令人痛心的数字：我国共有38个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是全世界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然而，在我国公布的1986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已有250人去世，非遗传承“人走技失”问题严重。

我国的非遗保护一方面普遍面临市场萎缩、后继无人等困境；另一方面，一些以“非遗保护”为名的商业行为，正侵蚀、破坏着非遗的根基。

1 “非遗热”背后的冷尴尬

13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042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近年来，一股“非遗热”正在全国掀起。然而，提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的现状，68岁的川剧表演艺术家余开源并不乐观：“都说现在‘艺考热’，但去年四川2万多名艺考生中，只有十几个报考川剧专业；四川过去有300多家川剧团，现在只剩下6家了。”他说，现在的观众，看“变脸”“喷火”等热闹的多，欣赏剧目本身的少；在家里看电视的多，花钱去剧场看演出的少。

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非遗艺术的生存更为艰难。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黎锦，于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在工业纱线产品的冲击下，传统黎锦几乎已经从市场上消失。

“制作黎锦费时费力还卖不上价钱，甚至还得倒贴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我们村900口人里现在只剩1名黎锦传承人了。”海南省五指山市畅好乡番贺村的黄月芳说。

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说，他在调研中发现，因经济效益差、技术难度高导致的传承人老化断层，和因传统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的文化土壤消失，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 两难的保护：商业向左，传统向右

“八百里秦川，千万里江山，扯开了嗓子，华阴老腔要一声喊……”在2016年央视春晚舞台上，一曲融合了戏曲与摇滚乐元素的《华阴老腔一声喊》，让华阴老腔——这个一度濒临消亡的古老剧种风靡全国。

然而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看来，这种“跨界混搭”的新型音乐虽然能够帮助年轻人认识陌生的传统文化，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遗传承面临的问题。

“非遗不是不能创新的‘老古董’，但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说，由白先勇操刀的青春版《牡丹亭》，对较为冗长的原本进行了精编，并借鉴了现代剧场的某些舞台元素，更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节奏，这种尊重传统的创新获得了口碑与市场的双赢；然而，有的“戏曲新编”只是将传统戏曲生硬地与西洋音乐嫁接起来，并配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声光电特效，空有热闹的外表，实则失去了戏曲本身的魅力。

更让他忧虑的，是对知名非遗艺术的过度商业开发，“有的地方打着‘非遗’的旗号挣旅游的钱，只学了点皮毛就在各个旅游景点搭台表演，看上去很热闹，但其实是种对非遗保护传承的歪曲和破坏”。

“非遗艺术都拥有自身庞大而精妙的内在系统，应该得到全面完整的保护，而不是放大其中的某个元素，将其与艺术本身割裂开。”田青表示，非遗不是不能商业化，但组织者首先要对非遗怀有敬畏之心，不能为了赚钱误导观众。

3 非遗传承“人走技失”问题严重

朱永新指出，他在对多地非遗现状的调研中发现，非遗传承“人走技失”问题十分突出，仅浙江嘉兴一地，接受调查的26名传承人中，有12位没有接班人。

他表示，与韩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对非遗传承人的财政支持力度还存在欠缺。目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人每年有10000元补贴，地方级非遗传承人每年的补贴为4000元至5000元，仅靠财政支持还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特别是有的地方领取补贴手续繁琐，一些生活在农村的非遗传承人难以全部达到要求，领取补贴非常不便。

“一方面要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增加补贴幅度，并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为他们提供优待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与高等教育、专业研究机构的合作，打通非遗技艺传承与学历教育的通道，解决非遗传承人和专业人才的就业问题。”朱永新说。

田青则认为，不同生存状况的非遗要予以区别保护。对于古琴、昆曲等民间基础较好、商业运作较为成熟的非遗艺术，可以鼓励其采取多种方式继续开拓市场，吸引更多受众；但对那些已经与时代脱节、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无法生存的非遗艺术，必须由国家拨款予以保护，并采取拍摄影像资料等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守护好这片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再把它原封不动地交给子孙后代，这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田青说。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