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元老”，主要指前朝旧臣，是一群被皇帝视作“有大臣体”的人物。他们虽然也是由科举入仕，但多半谨慎持重，驯顺服从，“知进退”“不生事”。由于这些人身居高位，他们的个人特点难免会对官场风气产生影响，比如：稳重有余而活力不足，注重经验而缺乏创新，练达而流于世故，主静而陷于麻木，遵守成宪而失之因循。总之，他们多半只有在坦途上规行矩步的本事，常常沉浸在自我比较、自我满足的心境之中；对新人新事新风尚，则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一旦朝廷面临重大危机，他们往往一筹莫展，缺乏应付挑战的勇气和魄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只是士大夫中守旧势力的代表，是宋初以来不断加强的君主专制体制的产物，并不是士大夫主体意识和精神的体现者。

所谓“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以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其以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天圣五年和天圣八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这三届科考为仁宗亲政做了人才储备，所得进士基本构成了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他们的领袖人物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烁古今，也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

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这批年轻人风华正茂，锐气十足，在学问渊源、文章风格、秉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所以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当内忧外患严重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就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宋朝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士大夫主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