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秦隶”与“秦篆”一样，并不因秦朝的短命而消失，而是被刘邦建立起的西汉王朝所继承。

实际上，到了秦二世时期，程邈所改进的秦隶已影响到了官方刻石，尤其是铸铜刻铜的字体。由于对金属用具作“权衡”时刻篆文十分困难，已有化圆曲作方直的趋势，形成了一种后世所谓“古隶”的金石文字。渐渐地，从秦二世的诏版到汉王莽新朝（公元9年至公元22年）的度量衡篆文，都可见秦篆在汉朝的应用痕迹。

而另外一方面，西汉宣帝五凤元年的木简已经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7年的时候，这支“五凤元年”简的字体，已经不同于古隶的笔法，明显有了波磔“八分”的笔法了。实际上，早在汉武帝时期的公元前94年，所谓“八分体”已流行于民间契约的信据上，也有了简单的波势，当然以八分书为代表的汉隶，只不过在东汉中期方始盛行。

我们可以从最有代表性的几块碑刻中来了解汉隶的成就与书家的功绩。首先是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陕西汉中的《石门颂》石刻，以及《乙瑛碑》《礼器碑》《华山庙碑》《曹全碑》《张迁碑》《孟孝琚碑》等。

蔡邕是东汉初最有名的一个通经史、晓音律、能文词、善书写的“文化人”。在他之前，杜度的学生崔瑗也有过“草书势”的文章。同时的赵壹也敢以“非草书”为答，认为杜、崔所创新的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而只是示简易之指。而更著名的文学家与文字学家扬雄已有纲领性的宏论，他在《法言·问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书，心画也”。这个理论才是中国书论之基石。

我们说蔡邕，不只因为他女儿是蔡文姬，而是他在书法上有极为了不起的认识和贡献，他以《笔赋》《笔论》《篆势》《九势》等一系列文章，几乎奠定了后世书法理趣的基础体系。他学识丰富，品格高尚，而且抓住了用笔这个关键。据传，后世那个“意到笔不到”的“飞白”笔法，便是他的创造。他着重指出，书法是“书乾坤之阴阳，赞三皇之洪勋”，并纲领性地指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这才是“书乃心画”的注脚。只有将艺术与人心连通，它们才会远离“物俘”，砥柱“沧桑”而成为永恒。他强调笔力与笔势，认为“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同时，蔡邕又在用笔中重视转折，提倡藏头（锋）与露尾（锋），他说：“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唯笔软则奇怪生焉。”他不但提出了“笔力”“力度”“度势”等问题，且出现了对“笔软”的指斥。古代笔多用硬毫，此亦明证。这些已将力的表现和生命的身力与心力直接联系起来了。

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为了正“六经”文字，以免贻误后学，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灵帝准奏，并下诏要求他组织儒臣定“六经”文字作为标准范本，刻于碑石，竖立于洛阳鸿都太学门外。所刻经书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共计立石四十六块，每石高丈许，广四尺，两面刻字，每石三十五行，每行七十至八十字，全系蔡邕所书的标准汉隶，即《熹平石经》，又称“一字石经”。此工程耗时八年。刻成之后，洛阳城中前来观赏摹字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