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毫无根据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这就是“为国收复失地”的概念。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

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民党军陆军部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的“接收机构”。可能觉得以一个政党的名义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很快，“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成立了。各省市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成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产、财物到手之后，最有油水的查封“逆产”行动随即开始。“逆产”二字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的一件古董。南京原来的“伪中央政府”官员和重庆来的国民党大员互换名片之后，成为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亲兄弟分家一样商量着如何把“敌产”变成“私产”，把“逆产”变成“民产”。

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各地的官员想出一个可以让重庆来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点子：以行政命令或者军事命令，将原来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即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

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各“接收机构”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很强大，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