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将之命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作为一部通史，《资治通鉴》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被誉为“资政第一书”。

理解政治宗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的视角聚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一部《资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四库全书》甚至给了《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八个字的高度评价。

《资治通鉴》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前17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

尽管难读，但历代政治家和学者对其都精研细读。一代名臣曾国藩一生深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他曾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后学者谈读《资治通鉴》的体会：“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八字可谓深得《资治通鉴》个中三昧。曾国藩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资治通鉴》即为此七中之一。

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更容易理解《资治通鉴》中蕴含的政治文化理念？古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南宋的袁枢通过改变记述历史的方式，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改编为以纪事为中心，把书中记载的十六个王朝1362年的历史归纳为239件大事66件小事，“不著一字，自成其书”，由此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体裁。

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南宋的儒家亚圣朱熹对《资治通鉴》等书进一步简化内容，编为纲目，开创了纲目体史书的写作方式。所谓“纲”就是记述一条史实，有如我们常说的提纲一样；所谓“目”，就是在每一条纲后，用非常简练概括的话阐述纲中的历史事件。《通鉴纲目》既是初级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传统社会的思想政治教科书。清代学者吴乘权等人还编写出纲目体的集大成之作《纲鉴易知录》，这部书上起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下迄明王朝灭亡，洋洋洒洒180多万字。这部书年经事纬，纪事简明，有一编在手、诸史尽收于胸之效。《纲鉴易知录》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启蒙读物，深得毛泽东的推重。

注意三个维度：历史意识、学者眼光、现代视角

知人论世、否臧人物、嘉善矜恶，这是史学的重要职能。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决定以人为主线评说《资治通鉴》，窃以为，这种方式是今人阅读《资治通鉴》的相对捷径。

至于怎么评说，个人以为要特别注意三个维度：历史意识、学者眼光、现代视角。

什么叫历史意识？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学习历史是为了培养历史文化素养，而历史文化素养中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为什么要强调学者眼光？《资治通鉴》毕竟是900多年前问世的史学专著，随着后世学者研究的深入和地下文物的不断发现，司马光时代的很多定论已经不成立了，这就需要重新解读。例如关于苏秦的历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基本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但是，随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现代学者的主流观点已经完全颠覆了这段历史，但普通大众可能并不了解，这就需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评说。

至于现代视角，窃以为关键要强调两点：一要实事求是，就是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做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二要知人论世，就是要对他的功过得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而要有鲜明的、超越历史局限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善恶褒贬，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评说历史不是为了评说而评说，而是要鉴古察今，鉴往知来，进而对我们的民族价值观和民族信仰乃至对人类基本价值准则、历史公正与社会公正加以维护。这才是我们读史的初衷。

（据《光明日报》 作者：丁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