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著称。

司马光编纂历史的宗旨绝不止于讲述历史故事，而是为了“资治”，他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提供历史借鉴。

领导的内在品质：仁、明、武

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点固然没错，但司马光更强调“人君”尤其要对家国兴亡负主要历史责任，重视人君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修心之要有三”“治国之要有三”。

所谓“修心”，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一个功夫是“仁”。什么是司马光理解的“仁”呢？司马光解释：“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马光认为“仁”包括两个部分：“修政治，兴教化”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育万物，养百姓”是指在国家建设中，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这种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明”。什么是“明”？乃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其中，“知道义，识安危”，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对风险的管控。总之，“明”的第一个方面是指领导者集思广益的决策能力、判断能力。

“明”的第二个方面“别贤愚，辨是非”，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

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三个功夫是“武”。什么是“武”？司马光说：“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这里的“武”，不是粗暴蛮力，而是指领导者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欺骗的能力。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各种巴结谄媚、讨好逢迎，扑面而来，在为人处世时，能否不为所动，把持住自己，坚守原则和底线，这就需要“武”的品质。

领导的治理方式：官人、信赏、必罚

司马光所说的“治国之要”也包括三项内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如果说，仁、明、武是领导人的内在品质，那么，官人、信赏、必罚则是领导者的治理方式。这些治理方式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资治通鉴》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而是因为手下有以“汉初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导致失败。《资治通鉴》也记载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纸上谈兵一类的人才，是领导用人的大忌。

如果说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国之要三“官人、信赏、必罚”，重点要求领导者修炼内圣外王的领导资质，那么，“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一种很深刻的实践型政治智慧，是有丰富实际政治经验人的心得之谈。诸如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中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都不是“纸上谈兵”可以领悟的。《资治通鉴》在推崇大道的同时，不乏权变、谋略与辩证法的智慧，这也是它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据《人民日报》 作者：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