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崩逝于热河的避暑山庄，当日颁布的第二道谕旨是命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为防止皇帝的大权旁落，排除赞襄政务八大臣挟制天子的可能，咸丰帝临终前将自己非常喜欢的两枚私印“御赏”和“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以此作为最高皇权的象征，同时特别规定，凡是皇帝的谕旨，在起首处，必须钤盖“御赏”印，即所谓的“印起”；在谕旨的结尾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

咸丰帝虽将“同道堂”印章交给了儿子载淳，但当时载淳只有六岁，既不能妥善保管，更不能有效使用这枚印章，只能由他的生身母亲懿贵妃代为保管。于是，懿贵妃便顺理成章地取得了代子钤印之权，而这一代子钤印之权，如果运用得当，则可取得无异于皇帝的无上权力。两宫太后所具有的这一无可置疑的钤盖印玺权，可以对赞襄政务八大臣形成一定的钳制作用。

然而，根据咸丰帝弥留之际的这一“后事”安排，两宫太后除了上谕的“钤印权”，既无实际的“理政权”，也无“听政权”，更无通过垂帘的形式直接出面临朝听政的权力。

慈禧与慈安太后首先利用这一上谕的“钤印权”，向以肃顺等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发难，要求两宫太后不但具有上谕的“钤印权”，而且具有实际上的处理朝政、国政之权。

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认为，自己是受咸丰帝的临终顾命，具有赞襄一切政务的全权，因而坚持凡是需要颁布谕旨等，皆由赞襄政务八大臣全权拟定后上呈，两宫太后只管钤盖印章即可，至于谕旨的有关内容是否得当，两宫太后则不必过问，更不得更改；朝廷各部院衙门及京内外大臣所上的奏折等，也不必呈给两宫太后阅看。这就意味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全部掌握在肃顺等八大臣之手，两宫太后没有一点儿实权，只不过是循例钤印的工具而已，核心问题是两宫太后不得理政。

然而，两宫太后对于这一关乎清廷最高权力归属的问题，没有丝毫的软弱与退缩。双方为此僵持了四天之久。最后，赞襄政务八大臣做出了让步与妥协。两宫太后取得了谕旨的发布权、奏折的阅看裁处权、大小官员的任免权，也就是说，两宫太后具有了几乎与皇帝相同的“理政权”。

清朝末年造成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恭亲王奕负有很大的责任。

辛酉政变以前，当时留在北京的部分清廷官员认为，无论是从总结历史上经验教训方面考虑，还是从维护大清朝祖宗家法角度而言，女主临朝听政，终非国家之福，并不希望出现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但是，恭亲王奕及另外一些大臣则认为，中国历史上女主临朝垂帘听政之事，各朝各代均或有之。采用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形式，不过是清皇室内部实行政治统治的不同表现形式，只要辅政大臣能够牢牢把握住大权，就可化害为利。经过反复的权衡利弊，恭亲王奕决定，为使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能够坚定地与自己结盟，除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外，还必须给她们以尊崇的地位，给她们以临朝理政的虚名，而自己则可以亲皇叔的身份与地位掌握辅政之实权。两宫太后出面垂帘听政，不过是自己走上掌握清廷大权道路上的一块基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