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硕果累累的金秋，我们迎来了新中国72周年华诞。72年风雨兼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河洛儿女也收获了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祝福祖国，祖国万岁！ ——编者
那年那月
小村来了东方红
□王学艺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下，一台崭新东方红拖拉机的横空出世，给国庆节的乡村陡添了非凡气氛。
记忆里，乡村农耕与人力密不可分，鲜有机械进入视野。金九银十的原野大地，白天人欢马叫，男女老少满头大汗，累累硕果一车车运出田间地头，堆满庭院，铺平晒场。夕阳西下，暮色笼罩的村庄炊烟四起，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烧火做饭，吃完早早休息，养精蓄锐迎接明天新的劳作。
年年岁岁秋相似，那年特别不寻常。
突突突……大约后半夜吧，村里突然响起机器巨大的轰鸣声。一道白光照亮街道，在点油灯照明的乡下显得格外刺眼。
“咱们的‘东方红’买回来啦！”父亲是集体会计，我跟他席地睡在敞开门的堂屋里。蒙眬里只觉得他一个打挺起身，冲大门口闪过的雪亮灯光追出去。意识模糊的我不知什么情况，揉着惺忪睡眼爬起，紧跟父亲的身影出去。
拖拉机是当时乡下人向往的东西。很早就听大人们闲聊，有一年，邻村有一台手扶拖拉机耕地，引得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去看稀罕。不过，这东西会跑没方向盘，技师坐在驾驶座上，双手不停推送几根铁杆子，那样子要多神气有多神气，让不少乡下人羡慕不已。
“东方红”是络腮胡子的堂哥开回来的，就停在他家院子里。夜半惊醒的乡亲闻讯顶着满天星斗，陆陆续续聚集围观。堂哥进屋点了一盏煤油灯端出，小心翼翼地放在拖拉机头上。
刹那，一片通红映入大家的眼帘。
有人伸手要摸摸，刚触到车身，只听见二狗急忙说：“别胡摸，摸坏了咋办！”
吓得摸的人赶紧缩回了手，引来大家一阵笑声。
在人们都是灰白蓝绿装束的时代，这一抹红的确异常耀眼。面对此情此景，乡亲们心目中应是“东方红”在大地上奔腾，似一首首嘹亮的欢歌唱响四面八方，畅想着丰收的希望。
突然，刚上高中的学明哥大眼一亮，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咱这‘东方红’有意义，明天刚好国庆节，这可是我们最好的兆头。”
煤油灯影里，满脸黝黑的堂哥龇着大白牙笑了：“中，一会儿把‘东方红’开进地里，让它突突起来！”
千年农耕社会的中国乡村，没有哪个时代如今天这样飞速进步。弹指一挥几十年，犁耧锄耙无不被机械化替代，释放出大量人力资源，乡下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一去不复返，梦寐以求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已不在话下。朝气蓬勃的新生代在城乡各行各业大显身手，在灯火辉煌的繁华都市安居乐业，共享国家文明进步的巨大成果。
每年的国庆节，总让我想起我小乡村里的“东方红”。
往事重温
天安门前看升旗
□段宏波
上小学时，我对书上的天安门图案十分着迷。我常常望着北飞的雁阵，心儿飞向北京，想象着天安门的样子。
幸运的是，二十多年前，我考入北京的一所大学，终于有机会站在天安门城楼面前。
从洛阳到北京，熬夜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到达北京站时，我已疲惫不堪。当听到有人说，天安门不远了，我即刻兴奋起来。我尾随几名游客，转乘地铁，到达前门地铁站。出地铁口，没走多远，天安门城楼蓦然出现在我眼前，朱红色的城墙威武雄壮，金色琉璃瓦顶富丽堂皇。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不由得加快脚步。
广场上有几个照相摊位，生意都很火爆，顾客排着长队照相。我也加入队伍，拍了一张和天安门的合影，一直视若珍宝。
很快，国庆节到了，学校组织新生看升旗。头天晚上，我兴奋得睡不着，满脑子想象着升旗的壮观场面。
清晨4点，我们就起床了，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刚刚过了5点，离升旗还有一个小时，广场国旗区已围起厚厚的人墙。我们刚在外围站好，潮水般的人流，旋即又把我们包围了。6点的时候，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
每个人都盯着天安门的方向，热切地期盼着，不肯眨一下眼睛，生怕错过最初的一秒。
来了！来了！大家都踮着脚、伸长脖子张望。从天安门城楼中，闪出整齐威武的护旗方阵，齐刷刷的脚步声铿锵有力，只觉得地面都在颤抖。
方阵跨过金水桥，走过长安街，到达广场的国旗区。国歌奏响，英武的护旗战士手臂奋力一扬，鲜红的国旗忽地展开，如火凤凰突然张开了翅膀。我们跟着唱起了国歌，凝视着国旗冉冉升起。国歌奏毕，国旗刚好到达杆顶。一团艳红飘在湛蓝的天空里，成为永恒的记忆。
升旗结束后，学校还安排我们到国旗班参观学习。国旗班的战士讲，为了升旗零差错，国旗班每日都要进行魔鬼训练，即便寒冬腊月，战士们也经常汗湿衣衫。国旗班战士的拼搏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青年学子，让我们心中滚动着拳拳报国豪情。
每年国庆，我都会重温天安门前看升旗的情景。那团红色早已扎根心中，心中有旗，人生就有坚定的方向。
心灵深处
国庆是一种情结
□邱素敏
国庆，是三叔的大名。
一早一晚，三叔常抱一把大扫帚，把家里门外扫得干干净净，然后端一方小凳，耳边戏曲唱，手里小酒酌，那种自在惬意，令我等后辈羡慕不已。三叔这样总结自己这辈子：前半生踉跄，后半生还算风光。
三叔，是爷的第五个孩子，他的大名是爷起的。据说，三叔出生那天，整个村庄正陷入湿漉漉的薄雾中。抢收、抢种，让大家无暇关注一个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奶在床上叫了两天，在生产队管放牛的爷，在牛棚也守了两天。两天后，奶生下了三叔，母牛生下了小牛犊。爷这才回家，伸出沾着牛粪的大手，摸摸三叔的小脸后，郑重地给他起了个名字：国庆。
那是1950年的国庆节。
国庆，不仅仅是三叔一个人的名字。
三叔还穿着开裆裤，爷积劳成疾，去世了。扶养教育三叔的任务，自然落到身为长嫂的母亲身上。淘气的三叔，爱拿着鞭子偷偷打牛，奶看见了，就拿着鞭子狠狠抽三叔，三叔的哭声和奶的哭声，老在村庄上空飘荡。母亲和父亲商议后，用几瓢麦子把三叔送到学校。第一天放学，三叔兴奋地告诉母亲：“俺班仨叫国庆的！你说为啥都和俺一个名儿？”母亲说可能你们都是国庆节出生的呗！三叔不知道啥是国庆节，母亲耐心告诉他：“听爹说，是新中国的生日！你有生日，国家也有哇。”
牛一天天长大，三叔也一天天长大，牛犊子成了牛牯子，和我父母挤在两间土房里的三叔，婚事却没着没落。母亲想把老牛卖了给三叔盖间房子，三叔却坚决不肯，只每天给牛割鲜嫩嫩的草，洗清凉凉的澡。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子流浪到我家门口，三叔天天偷馍给人家吃，我才有了三婶。
三叔聪明勤快，三婶吃苦节俭，没几年就盖起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三婶一口气给三叔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生在七月，三叔起名建党，那个生在国庆节的，三叔犯了难：我叫国庆，他总不能重他爹的大名，就叫建国吧？
最后经高人指点，堂弟取名建证——“见证”了令世界瞩目的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见证”了父母患难与共的美好爱情。
国庆，也是个节日。
在我18岁以前的记忆里，国庆节只有干不完的农活儿。真正体验到国庆的魅力，是参加工作之后，买了电视，长长的假期，灌了满眼新鲜事。电视看腻了，出游；出游嫌挤了，逛农家乐；农家乐玩烦了，一头扎进随处可见的城市书房……
国庆是啥？
不仅仅是人名，也不仅仅是节日，更是一种血液里的情结。
人生感悟
我和共和国同龄
□卫兰英
在祖国迎来72周年华诞之际，我也迎来了我的第六个本命年。
第一个10年国庆，我还不谙世事，只知道北京很热闹。第二个10年国庆，我已是20岁的大姑娘，从新闻简报中，看到了国庆红旗飘飘的大场面……1996年国庆节，我和家人专门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我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的孩童时代，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化建设刚刚起步。我只记得老百姓憧憬美好生活的小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洋袜子吊带儿，皮鞋盖盖儿……”
那时的我，走进简陋的学校，念书时摇着小脑袋，拖着长腔像唱歌一样。我们学校在孟津城西边的庙里，教室不够用，我们班就在村里的祠堂上课，桌椅是同学们从家里搬来的。
初中毕业，我响应国家号召，作为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学生蜕变为农民，首先要过劳动关。俗语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我们学着割麦子、锄玉米、拉板车、挑大粪……手磨破了，肩膀压肿了，但基本的农活都会干了。这段下乡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为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
返城后，我被安排到孟津朝阳锻压设备机械厂工作。我又从农民转换成了一名产业工人，被分配到装配车间当了一名钳工。我每天身着工作服，满身油污，拿着锉刀、扳子、锤子、钳子，跟着老师傅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后，顺利升为二级钳工。
后来，我又被调到了孟津农机公司工作，从产业工人变成了营业员。人常说隔行如隔山，一点都不错。我看着十来米高的两座大仓库，货架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拖拉机配件，一下子傻了眼、犯了难。
仓库负责人和素芳成了我的师傅。她是孟津平乐公社的第一批女拖拉机手，开过拖拉机，修过拖拉机，对各种配件了如指掌。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们一起把仓库整理得井井有条、科学有序。
后来，我又经历了两次工作调动，直至2003年退休，又随丈夫定居在洛阳市区生活。我和老伴儿常常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无不折射着时代的烙印，无不和祖国的变迁息息相关。
我非常庆幸自己出生于1949年，能在祖国母亲的哺育、培养下成长，一路目睹了祖国如火如荼的大建设，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成就，尽情享受着盛世太平的老年生活，我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乡村新貌
国旗飘扬在我心
□竹影
每年国庆节，老家村里都会举行升国旗仪式。提及此事，我总会想起父亲。
我10岁前，家里住的房子是两间“半坡山”的土瓦房。通常的“半坡山”土瓦房，是完整的瓦房从房脊中间界开，而我家的则是界开的一半，依附在邻居家的高墙上，低矮倒也罢了，晴日也且不说，一旦下雨，屋里就别想住人，地上、床上、柜子上，到处都是接水的盆盆罐罐。到了晚上，我们兄妹六个和父母只能找个不漏雨的地方，背靠着背休息。
那时候，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盖三间大房子。
1982年，父亲如愿盖成三间瓦房。虽然之前大姐出嫁了，但大哥也到了结婚年龄。因此，三间瓦房盖成后，西边的一间成了大哥的婚房。中间是正房，按照乡俗，不能住人，东间放了两张床，父母一张，二姐三姐一张，我和二哥仍然没处住。父亲是木匠也是瓦匠，做家具、盖房是行家，他便在东房搭了一个棚，北边盛粮食，南边成了我和二哥的卧室。
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房子，仍是父亲的心病。可那时太穷了，哪儿有钱盖房？
为了盖房，父亲煞费苦心。农忙之余，他想法积攒盖房用的木料，去西坡挖砌墙用的青石。那些年，父亲像只陀螺，没日没夜忙碌着。
当院中的木料堆积成山时，两个姐姐出嫁了，我和二哥长大了，农村却兴起盖平房。我中学毕业时，国家已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发家致富，我种蔬菜、烧机砖，不仅把原有的三间瓦房翻盖成了平房，还新盖了三间平房。无论我种菜还是烧机砖，父亲都是支持的，他常说：“我老了，思想跟不上形势，娃儿脑子活，跟着国家政策走，我只管享福就成。”
再后来，大哥又在临路边的地方申请了一处宅基地，盖起了三层小洋楼。这一下，父亲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还给我们兄弟几个下达了“好好工作，早日入党”的任务。那年十一前夕，当得知我入党的消息后，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步行十多公里到县城买了一面国旗。国庆节当天，他召回全家人，在家门口举行了升旗仪式。那是村里第一次升国旗，邻居们都围着看热闹。当国歌响起、国旗升起时，现场顿时静下来，大家专注地盯着冉冉升起的国旗，满眼神圣，满脸庄重，五星红旗也永远飘扬在我的心中。村支书跟我父亲嘀咕了半天，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国庆节，村部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父亲是升旗手。
如今的乡村更加富裕了，吃喝随心意，家家小洋楼，文化、娱乐、健身场所应有尽有，乡亲们的生活比蜜还甜。村里的文化广场还建了一个升旗台，每到国庆节，乡亲们就聚集在那儿，唱国歌、升国旗，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