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先定轴线再建都城

公元604年7月，隋炀帝杨广即位。不久，他下诏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要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一座新都城。

当时，隋朝国都在大兴城（唐称长安），隋炀帝之所以重新选址营建新都，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在《营东京诏》中提到了三点原因：其一，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其二，洛阳“水陆通，贡赋等”；其三，当时正值“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建都洛阳更适于把控全国。

其实，隋炀帝营建新都，还有一些不适合公开的原因。《大业杂记》中记载，当时一名术士对隋炀帝说：“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隋炀帝听后，便产生了迁都的想法。另外，当时关中地区人多地少，物资供应紧张，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不得不数次率众就食于洛阳，以解决吃饭问题。

因此，隋炀帝的这个决定，是在政治、经济、战略和个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

主意定下后，隋炀帝便来到洛阳视察地形，确定都城选址。《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当时，隋炀帝登上洛阳北面的邙山，远远望见了洛阳南面的伊阙，就对他的侍从们说，这不是真龙天子的门户吗？古人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一位大臣诌媚地答道，古人非不知，只是在等陛下您呢。隋炀帝听后龙颜大悦，确定在此营建东都洛阳。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隋唐洛阳城在营建之初已经确定了都城轴线，即“从邙山南望伊阙”的那条视线走廊。正是这条中轴线，让隋唐洛阳城形成了“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的规模和布局，成为中国都城建制史上独具特色的存在。

02 “不完美”的中轴线

东汉以来，随着礼制的强化、君权的扩张和加强，以《考工记》营国制度为基础的中国古代都城形态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都城空间形态日益严密规整。

《考工记》里所描绘的理想城市，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以宫城南北中轴线作为全城布局的中轴线，形成以宫城为轴心、南北中轴线为主导、严整对称的城市空间形态。

如果将这一特征作为考核一条都城中轴线是否“完美”的标准，那么隋唐洛阳城的中轴线确实称不上“完美”。

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和皇城偏于郭城西北部, 郭城正门定鼎门（隋称建国门）、皇城正门端门、宫城正门应天门（隋称则天门）及宫城正殿等建筑组成的都城轴线偏于都城西部，构成了都城的非对称形制布局。而同时期的长安城，全城以位于宫城南北轴延长线上的朱雀门大街为中轴，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规划布局，结构谨严、区划整齐，形成单一轴线的严整布局形式。

这种“不完美”的成因，学界存在“下京城一等说”“禁苑平衡说”“都城未建成说”“地理条件制约说”等多种观点。目前，“地理条件限制”说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隋唐洛阳城为了达到“中轴对称”而再向西扩展，有诸多不利因素：其一，宫城和皇城失去了全城制高点的优势；其二，将使都城西部的里坊区置于洛河河道和洛河行洪区内；其三，有违避开旧址营建新都的设计初衷。

因此，正是这条“不完美”的中轴线，让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实现了既遵循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基本原则，又应和着山川地势的特点，既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兼顾了安全和实用的原则，遵循了“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

03 “南佛北道”的独特格局

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分布着众多重要的礼制建筑。其中，最被当代人熟知的是“七天建筑”。所谓“七天建筑”，是武则天掌权时期，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分布的七个名称中带有“天”字的人工建筑或自然景观，它们从北到南依次为天堂、天宫（明堂）、天门（应天门）、天枢、天津（天津桥）、天街、天阙（伊阙）。

实际上，除了“七天建筑”，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但地位极为重要的建筑。比如，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北端的邙山翠云峰，正是道教圣地上清宫的所在地。

隋唐时期是佛道二教的发展成熟期，在此期间，佛道二教之间的斗争几乎从未停息过。尤其是在唐代，李唐王朝尊道教的始祖老子为其祖先，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李耳）”，道教地位骤然大增。

位于邙山翠云峰的上清宫，在唐代历太微宫、玄元皇帝庙、太清宫等名称，是集道观、宗庙、学府多种属性于一体的重要礼制建筑。因为上清宫在唐王朝的政治生活和宗教文化中产生的影响太过重大，直至唐末，“太微宫使”还是只有宰相才能配兼的最高荣誉官衔。就连后唐时期，皇帝、皇后去世后上谥号时，也要首先派官员到邙山上告太微宫，其次才去是太庙。

巧的是，位于隋唐洛阳城南端的伊阙旁，正是佛教圣地龙门石窟。一佛一道，一南一北，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呈现的“南佛北道”独特格局，在历代都城中轴线上都不多见。

从下一期开始，我们将逐一聚焦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元素，介绍它们的前世今生。敬请关注。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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