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60多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宝贝”不胜枚举，其中一些还被称为“超级国宝”，展示在博物馆中。昨日，记者采访专家，为您解读部分“国宝”蕴含的历史信息。

01 绿松石龙形器

●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

●用途：礼器

●出土地点：2002年二里头遗址VT15M3墓葬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64.5厘米，由2000余片绿松石镶嵌组成，龙头放在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以3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眼眶镶绿松石片，眼内以圆饼形白玉为睛，形象生动。龙尾还有一个绿松石条形饰。龙身之上，还置有一组铜铃和玉铃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这件绿松石龙形器不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龙形象器物，但因其与后世中国龙的形象最为接近，被认为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用途仍有待研究，有专家认为它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龙牌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其拥有者可能是宗庙管理人员。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早期的旌旗，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族旗制度的反映。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其拥有者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

“这条绿松石龙鼻梁上的玉质器物应为玉蝉，这展现了二里头人对昆虫的崇拜与信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认为，中国古人关于昆虫“蜕变”和“羽化”的信仰在距今8000年前即已形成，为萨满式宗教的重要内容，而玉蝉在二里头文化器物上的出现，表明二里头人也继承了这一信仰，并且认为人可以掌握蝉的“蜕变”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神力，才能与神祇沟通。

李新伟认为，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重视世俗王权和军权的“中原模式”取得成功的代表，但上述发现说明，神权在早期王朝国家建设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里头王朝的统治者充分吸收了在良渚文化时期即得到充分完善的以宗教维系社会、树立权威的统治策略，而商代青铜器上的蝉纹和饕餮纹则表明了其萨满式宗教与二里头文化的深刻渊源。

02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

●用途：礼器

●出土地点：1984年二里头遗址VⅠM11墓葬

上挑的眼眶里，一双浑圆的眼睛，透过3500年的时光，与你对视……这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约16.5厘米、宽8厘米至12厘米，以青铜铸成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兽面之间镶嵌着数百片绿松石。如果仔细看这件铜牌饰，能够发现它的绿松石片被打磨成山字形、钩形、梯形、长方形、圆形等，拼接出奇异的造型，从兽面中依稀能辨识出触角、鼻子、眼睛。

赵海涛说，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一件极具夏文化特色的器物。这类铜牌饰在二里头遗址中出土了3件，它们常以青铜铸出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镶嵌有细小的绿松石片。这类铜牌饰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附近，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或许是缝于衣服上的。

因为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绿松石龙形器都与铜铃共出，专家推测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其身份可能与其他贵族有异。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秦小丽说，绿松石曾是世界多个古老文明都很重视的自然宝石和奢侈品原材料的首选，这些古老文明因文化背景和愿望不同，对绿松石饰品寄予了不同文化、宗教和审美的意义，绿松石饰品是与社会政治体制相关联的具有权威意义的象征，而绿松石与青铜器的结合为二里头首创。

秦小丽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礼器与古埃及图特卡蒙国王镶嵌绿松石的王冠，以及美洲地区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面具、冠带、胸饰、甲胄等一样，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宗教神性，发挥了权力象征的重要作用。

03 乳钉纹青铜爵

●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

●用途：酒礼器

●出土地点：1975年二里头遗址VⅡKM7墓葬

这件乳钉纹青铜爵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高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有槽状流（流，倒酒的流槽），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

爵被认为是酒器的一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酒器有陶和青铜两种材质，后者较稀有，大多出土于贵族墓中。在二里头文化中，酒器也是礼器的一种，其中爵属于小型温酒器或注酒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造型基本一致：前有流，后有尖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把手，下有三足。

在数量有限的青铜爵中，乳钉纹青铜爵是最特殊的一件。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所有青铜爵中唯一带有纹饰的——腰腹正面装饰5颗乳钉，夹在两道凸弦纹之间。这处纹饰不仅代表着更高超的制造工艺，也表明了其拥有者不寻常的身份地位。

赵海涛介绍，在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凡出土青铜容器的，必见青铜爵，可见青铜爵也是礼器中的核心器物之一。

不过，爵是否直接用来饮酒，尚未确定。考古人员在出土的爵底部发现有烟炱（tái）的痕迹，说明它具有温酒的功能。把温好的酒由爵倒入觚（gū）中饮用，可能是较为合理的解释。

“在二里头文化中，以青铜礼器群、玉礼器群和绿松石龙形器等特殊‘重器’为代表的器用制度，都被后世历代所继承和发展。比如，爵原本是二里头文化中的酒礼器，经后世的继承与发展，演变出‘爵位’这种表达等级的专用词。”赵海涛说。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