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己未（二十二日），刘秀即皇帝位。九月甲申（十九日），他下诏褒扬卓茂：“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卓茂乃宛城人，“宽仁恭爱，恬荡乐道，雅实不为华貌，行己在于清浊之间，自束发至白首，未尝与人有争竞，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西汉哀帝、平帝时，卓茂为密县县令，“视民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民亲爱，不忍欺之”，数年后“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卓茂升迁京城，“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王莽篡汉时，卓茂辞官回归故里。刘秀登极即访求卓茂，卓茂“时年七十余”。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此事：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是以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皆古之贤能），而不仁者远，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于群公之首。这是他知道用什么样的人才能光复汉室、长治久安的缘故啊！

就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存在形态而言，无非是乱世和治世两种，统治者根据不同的社会现实，为实现政治目的或利益最大化，在用人上是因时而异的，简言之即“乱世重才能，治世重德行”，并且根据社会变化适时调整用人方略。刘秀即位之初重用卓茂，表明他要用儒家道德规范教化天下，由“乱世”而“治世”。

用人因时而异是《资治通鉴》叙史的一个亮点，司马光为后世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战国二百五十余年是乱世，七国贵族为争霸天下，用人不分君子小人、不论善恶美丑，于是各色人物纷纷粉墨登场：申不害、李悝、吴起、商鞅等人以法家学说变法图强，皆为君王师；苏秦、张仪、吕不韦之类阴谋家，靠坑蒙骗术纵横天下；邹忌、鲁仲连之类演说家，靠游说诡辩为诸侯座上客；豫让、聂政、荆轲之类侠客义士，以暗杀行刺名噪一时；信陵君等“四公子”豢养数千食客，皆为鸡鸣狗盗之徒、市井无赖之辈……

三国六十余年也是乱世，曹操为争夺人才连发三道求贤令，告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周之姜尚）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汉之陈平）而未遇无知者乎？”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曹操“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人才之盛冠于群雄。

治世则不同，只有重用道德高尚的人，才能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皇权高度统一。西汉武帝初年，洛阳人卜式以牧羊为业，历十余年，羊至千余头，屡次请求捐赠家产援助边塞。武帝派使者问卜式：“你想当官吗？”卜式答：“不愿当官。”再问：“难道你有冤情申诉吗？”卜式答：“我平生与人无纠纷，无冤情。”又问：“你为何捐赠家产呢？”卜式答：“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拜卜式为中郎，赐爵关内侯，并宣告天下。显然，武帝要用卜式的德行教化百姓。

用人因时而异重在“时”，搞清楚时代特征，用人才能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