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多种散文选本，大都是出版社针对不同读者，从不同角度甄选的。唯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这套散文三部曲《觅渡》《洗尘》《重阳》是从俯瞰时空的角度，按时间顺序顺流而下选排的。它既清晰地重现了作者的创作历程，又透过作品折射出了时代的脚步。前后半个多世纪。

作品来源于生活。我不是一个专业作家，我的生活平台是新闻。大部分时间是在当记者，中间还有一段时间为官从政，然后又办报纸。新闻本身就是社会的晴雨表，身在这个平台的好处是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有国家领导人，也有工人、农民。因为要采访各行各业，便逼着你去读各种书；因为身在领导岗位，又不得不思考各种社会问题；因为爱好文学艺术，自然要去研究美学。“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观之，思之，这一切就都融到了作品里。新闻人本来就是杂家，我就更成了一个“杂七杂八”的人。多年来的作品内容大致有山水游记、政治人物、历史人物、人生思考、艺术随笔，等等。

我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山水游记，这和记者行万里路，与山水亲近有关。从1980年发表《恒山悬空寺》，1982年发表《晋祠》并入选中学课本，到2023年11月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城中草原畅想》，50余年，算是一幅山水长卷。从1996年发表写瞿秋白的《觅渡，觅渡，渡何处》，1998年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到2019年发表写张自忠的《将军几死却永生》，又是一幅人物长卷。除这两条主线外，其他题材穿插其间，相伴而行。我的写作宣言是两句话：一是写大事大情大理，二是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按照这个原则，我写了许多大人物和小人物，许多名山大川和身边的风景，许多对政治、生活和艺术的思考，皆尽量挖掘其中的人格美、自然美、哲理美。它们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多篇作品入选大中小学教材，且40年里从未间断。这些作品跨越“文革”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我的心声，也是对时代的记录。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我的散文集，含1980年—2004年的作品，取名《觅渡》。这是因为其中《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影响较大，曾刻碑于瞿秋白纪念馆，入选中学课本，后又拍成同名电影。当时的目录根据内容编排为“大情大理”“青史如镜”“山川如我”“理性人生”“域外风景”“为文为艺”等几个部分。后来，这个体例就沿用了下来。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集子，取名《洗尘》，时间跨度自2005年起共7年。书名取意于当时许多事情已洗去历史的尘埃，渐复原貌，更现真情，其中增加了“为官为政”一节。2023年出版社决定出版第三本集子，时间跨度自2013年起共10年，取名《重阳》。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遍地英雄下夕烟。为保留原有风格，目录仍大致沿用旧例。只是我已退休，再无事务之累身，案牍之劳形，于是跋山涉水，田野调查，完成了人文森林学的初步研究，并写下了一本《树梢上的中国》，我选取其中几篇单成一辑，名“人文森林”。另外又增加了回忆“文革”艰苦岁月的“梦回塞上”。其余编排仍沿用旧例。还有几篇重要文章因故未能收入，读者可参看其他已出版的选本。总之，《觅渡》《洗尘》《重阳》这三本书是以我50多年的亲历为纵坐标，以其间的大事、大情、大理为横坐标，是一个记者、学者、官员的所见、所思，冀能为历史留一点蛛丝马迹，且在读者心中激起一点美的涟漪。是为序。

（据《光明日报》 作者：梁衡 本文系散文三部曲《觅渡》《洗尘》《重阳》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