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王蒙再忆《在伊犁》；作家王安忆再写上海《儿女风云录》；叶兆言小说新作《璩家花园》书写南京城南老宅院两个家庭三代人悲欣交集的人生故事；“作家中的植物学家”阿来最新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呈现了他作为博物学痴迷者的一面；长篇小说《空城纪》灵感源于一个石榴，是邱华栋从别处返身回故乡的寻根之作……

近期，国内文坛老将纷纷“上新”，笔下交织出纷繁人心图谱的奏鸣曲，拓宽了中国故事的维度。

01 再忆伊犁岁月 诉说民族情深

“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是民族的共同体，是命运的共同体、价值的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还是生活的共同体。”近日，作家王蒙《在伊犁》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王蒙再忆伊犁岁月，感慨地说，“于我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深情的共同体。”1965年，王蒙来到新疆伊犁，在伊宁市巴彦岱镇（原红旗人民公社）劳动。他吃住于农民家中，抡起坎土曼，学习维吾尔语，爱上奶茶泡馕……这6年的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新疆叙事”系列作品的宝贵源泉。写作于1983年至1984年的《在伊犁》，正是以他的这段经历为背景。

《在伊犁》共收入《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等9篇作品，1984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结集出版。2024年重新出版的《在伊犁》，对该版本进行了重新编辑修订，恢复了代序《故乡行——重返巴彦岱》一文。《在伊犁》中，王蒙有意回避文学技巧，通过散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塑造出众多可爱可亲的人物形象。

王蒙多次提到伊犁是他的第二故乡，那片辽阔的大地和那些不同民族的、生动鲜活的男女老少，早已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他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02 从生长的城市挖掘文学“富矿”

1996年，王安忆凭借《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时隔近30年，她又推出以上海“老爷叔”瑟为主角的长篇《儿女风云录》。王安忆再次为上海作传，呈现城市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沧海桑田的变迁，挖掘一座城半个多世纪的性格、气质和表情。

评论家冀宏伟注意到，小说主人公在第三人称和“瑟”“小瑟”“老法师”“爷叔”之间自由切换，“叙事人称的变化，不排除艺高人胆大的使然，但也不是绝对。其实作家的任何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崭新的探索，或者说是大胆的冒险。王安忆也不例外。我把叙事人称视角变化，认为是创作与创新的双向奔赴”。

如果说上海是王安忆常挖常新的文学富矿，那么南京则是让叶兆言创作力充沛的叙事坐标。在新小说《璩家花园》中，生长在南京的叶兆言将半生亲历、三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对文学的不懈探索融合在这部“留给女儿的书”里，以说书人的口吻，带读者穿梭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亦将绵密的地理风俗、城市建筑、民情风貌铺陈进时空缝隙与褶皱里。

03 在行走中拓宽写作版图

“多年来，我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得闲了就翻一翻，再找机会走一走。”邱华栋在《空城纪》里，以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这6座西域古城为载体，穿梭于想象与现实之间，重寻并展现了丰沛饱满的中华民族精神。

6座古城遗址规模宏大，至今仍可寻访，它们在汉唐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历史故事的连接，最终组建起横亘在中原、西域间庞大而壮美的丝绸城。作家李修文看后表示：“喜欢小说呈现出来的石榴籽般结构，每个短篇故事完整又均衡——当他们集中在一起迸发时，许多人物展开的叙事质朴真实，构建起了让大家信任和尊重的土地。”

作家阿来同样热爱行走，并将10个行走故事汇成《去有风的旷野》。书中总带一股自然野气，穿行于群山之中，头顶蓝天，看冰川消融、古树繁花。阿来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每一株花草如数家珍，手机和电脑硬盘里储存了数万张植物图片……在他看来，好的旅行写作，不仅能够呈现遥远而新鲜的风景，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也能经由笔下独特的山脉水文，将生命看作一次山重水复的旅程。

综合《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 作者：张鹏禹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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