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惠东地区，有一个长约二三百米长的封闭式综合市场，杂货、蔬菜、肉蛋、熟食……应有尽有。这里，一天到晚熙熙攘攘。我在儿子家小住，每天上午都要来买菜。每次下楼，院中的几个老太太就招呼：“遛弯儿啊？”我赶紧回答：“哎！”和她们并不熟悉，心中却热乎乎的。

　　北京人热情，北京的物价也“热情”。小青菜两块五一斤，生红薯一块五一斤。没办法，这是首都不是洛阳。遥想当年白居易初到长安，物价奇高，别人警告他：“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啊！”不想反激励其斗志，非要在京都打拼一番，遂改名“居易”。

　　望着眼前的人流，莫非个个都是老白的后代？来的次数多了就发现，买菜的几乎全是北京人，卖菜的全是外地人，撇着露馅的京腔大声吆喝，他们来自山西、广东、河北……当然，少不了河南。河南的商户大约有二十几家，多是南阳、许昌、平顶山人，以卖水果为生。有一家的生意特好，原来，别家的香蕉两块钱一斤，她家的一块八；别家的葡萄十块钱三斤，她家的四斤。胖胖的女老板嗓门也大，纯正的豫腔。得知我是洛阳来的，她笑了，说她是许昌人。我问她为何要这样？她竟然生气地说：“打几年前深圳歧视河南人开始，就这样干了。钱算啥？我就是想为咱河南人争口气。”这样的回答着实出人意料，不由肃然起敬。她说：“哪个地方没俩鳖孙孬种？是它深圳没有，还是北京没有？不能一有孬孙就全锅端。”又说：“唉，山东响马四川贼，河南净出溜光锤。咱河南人的名声硬是被个别人搞坏了。谁拉的臭臭谁收拾，咱不纠正谁纠正？”我问：“大伙都是这么想的？”她说：“是啊，足斤足两，决不短秤。”她指指不远处一位妇女说：“平顶山的王嫂，前天上午发现摊儿上不知谁落下包带鱼，等了一天也没人来领，十分着急。晚上带回家，天热又没冰箱，大伙说你干脆吃了算了，要不就坏了。王嫂说坏了也是别人的东西不能动，直到昨晚发臭扔掉。”她又说：“现在北京打工的几十万河南人心齐着哩，前些天北京电视台还表扬呢！”

　　北京电视台的表扬我没看到，可中央电视台的表扬我却记得有两次。一次是说在城建部门打工的河南人如何卖力，一次是说在环卫部门打工的河南人如何尽心。回到家翻阅报纸，8月20日《新京报》的一篇新闻吸引了我，也感动了我，题目是《做公益，想为河南人争口气》。说的是39岁的河南扶沟人李高峰，6年前来京打工屡屡受挫，人家一听说是河南人就没商量，不要工钱也不行，理由是“丢了东西找谁去”？不少老乡劝他说，他们都是在招聘时改了籍贯，要他也改。但李高峰硬愿卖烤白薯也不愿出卖老祖宗。更让他受刺激的是，一处小区的标语竟是这样写的：“关好窗，锁好门，谨慎提防河南人！”从此，他在卖烤白薯之余，决心以实际行动改变人们对河南人的偏见。来京之初，夫妻俩租住在紧邻二道河的一处地方。二道河常年被垃圾和泔水阻塞，臭气熏天。他们就跳到半人深的臭水沟里，又铲又挖又掏，头一天就拉走了整整20车垃圾，从此二道河慢慢变了样，人们也知道了一对河南夫妻的感人故事。李高峰的手上至今还保存着一份方圆5公里的手绘地图，上面涂着几十处大大小小的圆圈，全是他发现的卫生死角。一所公厕粪便漫溢，正是七八月天，两口子买来大号油桶，一人戴俩口罩，干了两天彻底清除。就这样，李高峰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硬是将地图上的“阴影”全部清理。今年4月一个周末的清晨，一支40人的队伍出现在无限社区附近的一条排水沟边，不一会儿便拉走了二三十车垃圾，这是李高峰组织的“河南在京务工人员环保志愿者服务队”正式亮相。至8月初，这支队伍已扩大到300多人，一些河南籍大学生和白领也积极参加，每个周末都举行打扫卫生、理发、修车等公益活动，很受群众欢迎。如今，李高峰夫妇已是一家社区的保洁员，月收入总共1400元，儿子跟在身边上学，每月除了吃饭、房租、学费等所剩无几。唯一让李高峰欣慰的是，狭小的居所墙上挂着一面锦旗：“你为小区作贡献，小区面貌得改变。环境因你而治理，居民因你而满意。”今年暑假第一天，8岁的儿子操着一口京腔，很严肃地召集父母“开会”，他说：“我有个要求，就是暑假能让我吃饱饭。”夫妇俩一下愣住了……

　　实话说，看了这篇通讯既感动又心酸。我不明白，明知赚不到钱，李高峰为什么还非要背井离乡来京打工，而且一干就是6年？难道仅仅是为了给河南人证明吗？虽然想不明白，但他的行动实在是让所有河南人为之骄傲。还有那位许昌大嫂，来京也10年了，儿子早已京韵满身。问他们，都坚决说再干几年就回去的，还要盖楼房呢。可我总怀疑，这些满口京腔已经适应京城生活的下一代会同意吗？即使楼房盖得像宫殿一般，他们会长住吗？毋庸置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京都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他们肯定要杀回来的，而且决不是以“短工”的形式融入这繁华的现代都市节奏。不过这样也好，为河南人证明的“事业”将得以继承和发展，社会会变得更加和谐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