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程 奇    

　　核心提示 洛阳日报社事业的兴衰，注定和洛阳这座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千年帝都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洛阳，需要一份锐意创新、服务改革大局的报纸。而此时，刚结束“十年停刊”的洛阳日报，能够迅速崛起，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吗？

　　市委决定恢复出版洛阳日报

　　１９８０年6月，中共洛阳市委决定恢复出版洛阳日报，并成立了筹备组。

　　报纸复刊后，历任社长、总编辑在总结工作时，总是离不开同一句话：“洛阳日报有今天，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指导和支持。”

　　复刊后的前两任总编辑赵瑞、李宗挺都坦言：这句话在外人听来，好像是空洞的套话，其实是我们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大实话”——特别在复刊初期，没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啥事都干不成！

　　复刊的第一步，是“正名”。“文革”期间，受“左”倾思潮影响，坚持“以厂养报”的企业化办报理念的洛阳日报，被部分人污蔑“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是“黑报”。 １９８０年7月，中共洛阳市委下发文件，为洛阳日报平反，为在历次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胡次元、刘耀德、朱永祥等同志平反，将其重新调入报社编辑部工作。市委重申：洛阳日报是市委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各单位、各党支部应对报纸的复刊工作大力支持。

　　办报纸，离不开必要的经费。同年7月14日，市委发出关于筹备复刊洛阳日报若干问题解决意见的通知，决定由洛阳日报社收回文化大革命前的报社旧址和原洛阳日报印刷厂，并恢复其原有事业单位性质，以厂养报，经济包干，自负盈亏；从1980年7月1日起，洛阳日报印刷厂营业利润不再上缴。此外，市财政一次性拨给报社２０万元“开办费”，另外拨款支持报社盖办公楼、修缮老房屋，并让房管局在定鼎路洛阳日报社南侧盖了一栋五层楼，给报社职工当宿舍。此外，市里在报社解决人员编制、采购交通工具等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甚至直接给购买自行车、电器的“票券”。

　　办报纸，需要采编人才。市委给各单位下了“死命令”：洛阳日报１９７０年停刊后被分配到各单位的“老报人”，只要报社需要，各单位必须无条件“放人”。

　　那时的洛阳日报复刊筹备组由４人组成：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赵瑞同志，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０年就是报社的副总编辑，被任命为筹备组组长；时任市委科教办秘书科科长的李宗挺同志、时任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的孔宪阳同志、时任老城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王英灿同志，担任副组长。

　　同年12月24日，市委组织部下发文件：“经市委研究决定：建立洛阳日报社编委会。洛阳日报社编委会由赵瑞、李宗挺、孔宪阳、王英灿、李竞敏、邢正宽、胡次元七同志组成；赵瑞同志任总编辑，李宗挺、孔宪阳、王英灿三同志任副总编辑。”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洛阳日报终于开始了复刊的征程。

　　停刊１０年中，老报人艰难保存“火种”

　　１９７０年２月１７日，洛阳日报宣布停刊；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６日，洛阳日报社编制被取消。

　　原报社印刷厂的留守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承担起保存报社“火种”的任务。“火种”，就是印刷报纸的整套设备。

　　当时国内的报纸出版，还处在“铅与火”的时代，编辑把记者的稿件、照片组版时，需要印刷工人一一挑出需要的铅字，制成大样，然后通过轧版机、烤版机、浇版机、转版机等一套设备，最后印成报纸。

　　洛阳日报停刊后，报社印刷厂被改成市革委印刷所，之后改称“市第二印刷厂”，出版报纸的整套装备被就地封存。１９７２年组建市革委印刷厂，原洛阳日报社的冯本良、陈木等人，作为留守人员，也进入该印刷厂。

　　出报设备，除了轧版机、烤版机等整套机器和接收新华社电稿的电台，还有重达数十吨的各式铅字，足足占了一个大仓库。

　　“文革”后期，上面突然决定：将这套机器和铅字，统统移交其他单位。懂行的人都知道，这套设备一旦被转交给“外行人”，在当时那种乱糟糟的形势下，铅字很可能会散失，机器也很可能等同于破铜烂铁。

　　冯本良、陈木等老报人慌了，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向市里一些领导反映：洛阳这么大一个城市，总需要一份报纸，建议眼光看远点，保留印报设备，一旦将来再办报纸，就能派上大用场。

　　老报人的奔走呼号，引起了当时的市委秘书长张何良的重视，他批示：就地封存！

　　几年后的复刊，证明了老报人的眼光。１９８０年，洛阳市委之所以下决心让洛阳日报复刊，在当时市财政紧张的情况下，这一整套保存完好的印刷报纸的设备，给了市领导不少决策“底气”。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洛阳和全国各地一起拉开了改革的大幕。此时，我市需要一份党报来“鼓与呼”，推进改革开放。

　　与此同时，散布在各单位的老报人们，以李宗挺等人为代表，不但天天坐在洛阳日报原副总编辑赵瑞同志家里，商议如何复刊，如何应付可能面临的困难，还在各个领导机关“上蹿下跳”、奔走呼号，找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建议，甚至通过一位洛阳籍全国人大代表，将恢复洛阳日报的事情以议案的形式，递交当年的全国“两会”……

　　广揽英才，积蓄后劲

　　要办一份领导满意、群众喜欢的报纸，比资金更重要的，就是一批有实力、有干劲、有创业热情的英才。

　　据当时的筹备组组长赵瑞同志介绍，１９８１年复刊时，洛阳日报的采编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

　　老报人是核心和骨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洛阳日报的老报人，如赵瑞、李宗挺、孔宪阳、李竞敏、邢正宽、胡次元、苌喜元等２２人，１９７０年报纸停刊后散落各处，此时又英姿勃勃地回到报社。

　　各单位“笔杆子”竞相加盟。洛阳日报复刊需要人才，筹备组从各单位紧急抽调一批专业人才，市直单位积极向报社推荐人才。例如时任偃师县委宣传部新闻组干事的齐永长同志，经常在《河南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擅长新闻写作；在起重机厂工作的宋继敏同志，曾经参加过修订《辞源》，擅长锤炼文字；李黄飞同志曾经在《人民文学》刊发小说，文学才华出众……市委还决定，从市教育局抽调张卫等８名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高材生，支援报纸复刊。

　　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１９８０年9月至10月，报社复刊筹备组采用公开考试方法，在全市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中，择优录取人才。３００多名青年报名考试，报社录取了邓明选、徐晓帆、潘庆明、张拴、袁星勃等１0名青年才俊，他们成为报社２０多年发展中的骨干，邓明选同志现任洛阳日报社总编辑。

　　大胆选才：“跑题”作文的作者，居然当上了“状元”

　　怎样才能选到真正的人才？当年阅卷中的一件小事情，颇能说明报社“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作风。

　　提起那次特殊的考试，李宗挺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当年的考试很严格，筹备组专门将一些教育界人士请到偃师“出题”，试题除了时事、文学常识外，还有一篇命题作文。考试中，徐晓帆的作文最“有戏”，让人印象深刻。

　　徐晓帆回忆说：“当时作文的题目是《接到考试通知之后》，要求写一篇记叙文。我写作文时，正好发现考场内有一幅题为《伯乐相马》的画，遂从这幅画入手，利用种种文学手法，对这幅画展开描写、评论。”

　　阅卷初评时，一位评委认为徐晓帆的作文“跑题”，毫不留情地打了零分；复评时，评委们认为文章虽“跑题”，文笔还算不错，不给分可惜了，这才给了１４分。

　　到了第三次阅卷时，李宗挺、王英灿等提出：徐晓帆的作文虽有“跑题”嫌疑，但文章短小精悍，文笔干净流畅；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根据考场内一幅画，急中生智，触景生情，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好文章，体现出强烈的“新闻敏感”，我们办报纸，不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吗？

　　最后，评委们达成共识：徐晓帆这篇作文，获得作文考试的最高分——７４分。

　　写出“严重跑题”的作文的徐晓帆，居然当上了“状元”。颇具戏剧性的一幕，体现出筹备组领导突破常规、大胆选拔人才的胆识和魄力。

　　夜班加班费，买不了一碗素面

　　原洛阳日报编委宋继敏同志回忆说：由于当时还是“铅与火”的时代，每篇稿件的字数，我们都算得非常精细，便于排字工人一一挑拣铅字组版；一旦新华社传来国家大事的报道，印刷厂所有干部职工就得全体出动，一块拣铅字。

　　那时候的夜班真叫“夜班”，一般都要熬到凌晨三四点，如果新华社突然来了紧急稿件，还会将好不容易拼好的版面推倒重来，有时忙到天明。

　　这样辛苦的一个夜班，其补贴只有２毛钱。

　　在当时，２毛钱是个什么概念？

　　当时买一个烧饼，需要２两粮票（每两粮票约合3分钱）、５分钱。根据当时市场行情折算，一个烧饼需要０．１１元，买一碗素面，需要０．２４元。

　　这就是说：值一个夜班，其补贴，吃不了两个烧饼，也买不起一碗素面。

　　赵瑞说：那时的条件的确艰苦，报社领导和普通职工一样，四人挤一间小办公室。我和副总编辑孔宪阳、王英灿、周洁四人，挤在一间不足１８平方米的小平房内。天热时，报社给大家每人发一把芭蕉扇，算是“防暑降温措施”；天冷时，屋里能生个煤炉，我们都感到挺幸福的。

　　惊人之举：摄影记者人手一部３万元的进口相机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复刊的洛阳日报，在对采编业务的重视上却体现出非同寻常的魄力。

　　赵瑞回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洛阳日报，图片新闻是个明显的弱项。由于摄影设备太差，报纸上的照片常常很不清晰，严重影响报道质量。

　　１９８０年筹备复刊时，报社领导层痛下决心：加大对摄影设备的投入，彻底改善摄影报道这个“弱项”。

　　１９８０年底，筹备组通过市外贸局兑换外汇，购买了两部“哈苏”照相机、一部“哈米雅”照相机，１９８２年配发给苌喜元、蓝河、孙德侠三名摄影记者使用。

　　当时，全国新闻单位中，只有新华社等少数几个单位用“哈苏”照相机，洛阳日报的两台“哈苏”，在河南省也是绝无仅有。

　　这三部相机，每部价值3万多元，一共花费１０万余元人民币。须知，市里拨给报社的“开办费”一共才２０万元，光相机就花了一半还多。

　　两部“哈苏”相机，在当时的全国新闻摄影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后来担任过洛阳日报副总编辑的孙德侠回忆：当时，我们拿住这个照相机，激动、自豪得没法说，爱惜得不得了，采访更卖力了，宝贝相机从不离身。

　　洛阳日报成为我省第一批复刊的报纸之一

　　尽管条件艰苦，但毕竟“万事俱备”，就差报纸复刊的“东风”了。

　　1980年12月3日至27日，洛阳日报试刊7期。赵瑞回忆说：试刊时，我们专门把报纸送到市直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请他们提意见，各方反响良好。

　　１９８１年１月１日，是报社历史上需要大记一笔的一天——洛阳日报正式复刊！

　　从全省看，洛阳日报和郑州市委机关报《郑州晚报》同时复刊，两报是我省“文革”后第一批复刊的报纸。

　　新复刊的洛阳日报４开４版，仍采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头，２万多份带着油墨香的报纸，当天上午就传遍洛阳城的大街小巷，成为街谈巷议的最大新闻。

　　赵瑞回忆，当天报纸一出，很多洛阳日报老读者激动地给报社打电话，一位老人还拿着报纸来到编辑部，眼含热泪，激动地说：“盼了十年，终于看到亲人了！”

　　根据市委要求，洛阳日报要充分报道“四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复刊初期的报纸，刊发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记省劳动模范、老集煤店工人赵春娥》（１９８２年）、《牡丹花会今开幕》（１９８３年）等一大批影响一个时代的优秀新闻作品，凸现出这份报纸蓬勃向上的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