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贞富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写道：“河南府正好位于各条大路的节点之上，因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的道路四通八达，长江北边所有地方都可以租到去河南府的车。”“我很有必要认真地考察一番。”李希霍芬对河南府（洛阳）的商路进行了认真考察，提出河南府到中亚有一条古老的商路，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

四条商路通洛阳

《日记》中写道：“我走的是河南府南边的一条交通繁忙的道路，这条路一直通往赊旗，河南南部的商品多在那里进行贸易。在汝州时，这条大路分叉出另一条同样重要的道路去往位于陈州府附近淮河流域的周家口（今周口市区），从浙江和上海走大运河来的船都停靠在那里，运来的货物也需在那里进行转运。”

这里记述的是洛阳南部的道路，通往赊旗和周家口。明清时，河南有繁盛的内河航运。中原的重要商埠主要分布在河流沿岸水陆交通运输衔接之地。卫河岸之滑县道口镇，颍河岸之陈州（府治淮阳县）周家口及其支流贾鲁河岸之开封朱仙镇，唐河岸之南阳赊旗镇（今社旗县城），成为中原四大商业名镇。其中，以周家口最为繁盛，浙江和上海来的“洋货”、茶业、丝绸等在此中转。

《日记》中写道：“出河南府的东门还有一条路通往开封府，进入大平原，但是很少有人选择这条路，因为要翻过一座山，更多的人选择经怀庆府，走这条路的话则需要两次过黄河。从怀庆府可以去往山东和其他东部行省。”

这里记述的是洛阳通往东部的两条道路。第一条是走黄河南岸，至开封。另一条是走黄河北岸，过黄河到怀庆府（府治河内县，今沁阳市），然后东行，在开封北过黄河，到达开封，然后从开封去往山东和其他东部行省。

《日记》写道：“从河南府北门出去，越过一段小山丘在孟津县附近可以渡过黄河。”“通往孟津县的这条道路可以去往怀庆府和卫辉府，并且之后和樊城过来的商贸大路会合在一起，继续沿着群山延伸的方向成为最重要的通往北京的道路之一。这条路对于河南府的贸易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卫辉府东北70里外就是卫河边的高堤镇，从那里可以直接坐船到天津，而海外的商品也经过这条路运进来。”

这里记述的是洛阳通往北京、天津的道路。从孟津过黄河，过怀庆府，到卫辉府（府治汲县，今卫辉市）。在这里与樊城（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通往北京的道路相连，然后通往北京。也可以从高堤镇走水路，直达天津。高堤镇在内黄县，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引卫河之水，开凿了通往天津卫的“卫运河”，高堤镇成为水陆交通枢纽。捻军之乱时，道口镇毁于战火，高堤镇取代道口镇成为卫河岸最重要的商业重镇。

《日记》写道：“如果仅仅关乎河南府的供给和周边情况，那么上述问题对外国贸易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货物到达河南府之后会被运往其他更多的地方，贸易范围包括邻近的山西、陕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境内，那么对外国贸易来说意义就不同凡响了。”

“丝绸之路”的提出

《日记》写道：“经上述四条道路汇集到河南府的货物将通过一条运河运往西部。同时，还有第五条道路出城，那就是走西门，然后沿黄河南岸前进700里，到达黄河大拐弯处的要塞潼关，由那里再转运到西安府、兰州府和中亚地区。”

李希霍芬接着说：“河南府和黄河之间隔着一段低矮的山丘，黄河深入西北方黄土层的盆地构成了通往中亚的通道，而东边则直到中部的平原和大海。从地图上看，这里就是东部通往中亚的天然入口，昆仑山和我们即将前往山西的丘陵地带在此处形成了一个空档。虽然四周都无路可走，但是这条两侧都是崇山峻岭的道路构成了自东向西的唯一通道。”

李希霍芬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国》第一卷中说：“河南府通往中亚，并向西延伸至罗马的商路，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形成，中国的丝绸沿着这条商路到达罗马，因此可以称为丝绸之路。”

这里，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词。在这之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引申了李希霍芬的观点。

1936年，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干脆直接以“丝绸之路”为名出版了一本书，从此，“丝绸之路”一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并迅速传播开来。

历史，就是在偶然和必然间闪烁着迷人的光辉。乱世之中，李希霍芬来到中国，在这个东方古国行走长达4年。他的记录和文字，成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今日了解当时中国的宝贵文献，而他重新发现和所提出的“丝绸之路”，成为今天中国人最熟悉的地理名词之一。

丝路起点的见闻

李希霍芬在提出“丝绸之路”一词时，同时提出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李希霍芬在对洛阳城的考察中，对洛阳与西方的古代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研究。《日记》写道：“（洛阳）街上商铺林立，人头攒动。只是我在人群中看到为数不少的回族人，他们在外表上和汉人有些区别。在这样一个远离东部的内陆城市见到回族，让人稍感意外。之前，天主教传教士们就发现在河南府有回族聚居地，最近得到证实。人们在一座庙里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的文字是希伯来文。虽然字迹残破，但是内容似乎是讲述了远古时期一群伊斯兰教徒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国的传说。这群人很长时间保持了血统的纯正，只是后来才和汉族人融合，并且接受了汉族的风俗习惯。相关的研究还显示，《圣经·旧约》中对这一迁徙也有所记载，由此可以推定，迁徙应该发生在有文字历史之前，至今有关研究还并不完善。”

李希霍芬的这段记述，有一定价值，但是有常识性错误。唐代中后期，洛阳就有阿拉伯商人。但是，洛阳回族聚居地的形成，是从元朝开始的。李希霍芬说，在洛阳发现的一块希伯来文石碑，“内容似乎是讲述了远古时期一群伊斯兰教徒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国的传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它用希伯来文书写，说明这是一块犹太人石碑，应该记述的是犹太人移民洛阳的历史。但是，到目前我们没见到这块希伯来文石碑和相关文献，对洛阳历史上的犹太人研究仍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