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在上海的三年里（1915年—1917年），可谓大起大落、悲喜交集，有苦难也有欢乐。由于辛勤努力，徐悲鸿终于获得了友谊、事业、声誉及爱情，构成了人生最美好的篇章。

回上海不久，徐悲鸿赴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8年）。他针对中国传统绘画走向泥古不化的局面，号召画坛有志之士奋起革新，并撰文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主张。在此期间，他不仅观赏了故宫的大量古代绘画稀世珍宝，而且结交了罗瘿公、樊樊山、黄宾虹、金城、萧友梅、陈师曾、胡适、鲁迅等社会名流，并为勇于改革京剧的梅兰芳、程砚秋画像。

尤其是与陈师曾的交往，对徐悲鸿的艺术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师曾（陈衡恪）是大诗人陈散原（陈三立）长子，与徐悲鸿是忘年之交。陈老先生对徐的偏爱绝不次于康有为，他视徐如己出。后来徐悲鸿又与陈老先生的几位著名大学者儿子——陈隆恪、陈寅恪交往颇深，还有一起留学欧洲的交情。

陈师曾比徐长19岁，1902年留学日本，七年后归国。陈师曾对明清以降以临摹古人代替创作、陈陈相因、了无生气的中国绘画提出批评，提出“推陈出新”的主张。这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1918年，陈师曾被蔡元培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正是此时与徐悲鸿同事。他们不只是情感相投，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绘画的革新主张一致，在一起共同磋商研讨中国绘画未来的发展。这些对徐悲鸿起着积极的鼓舞作用。

友人们对徐悲鸿赴法皆寄予希望。陈师曾勉励他：“东西洋画理本同，阅中画古本，其与外画相同者颇多，西洋画如郎世宁旧派，与中国画亦极相接近。西洋古画一方一方画成者，与中国之手卷极相似。希望悲鸿先生此去，沟通中外，成一世界著名画者。”（见1920年6月《绘学杂志》第一期，第9页）

人所共知，没有陈师曾就不会有齐白石。“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齐白石这则名言说的即是陈师曾。徐悲鸿与齐白石相识就是陈师曾介绍的，后来产生了齐白石与徐悲鸿的特殊友谊和艺坛佳话。可惜陈师曾于1923年早逝，享年48岁。梁启超悼曰“中国文化界的地震”，吴昌硕以“朽者不朽”挽之。

徐悲鸿在留法期间，曾赴新加坡举办画展募集学费（1925年）。之后，回到上海逗留三个月，即为自己的师长前辈及恩人康有为、陈散原、黄震之画像留念。尤其陈散原老人的油画像、素描画像远不止一两幅（包括1927年徐悲鸿结束留学回国后所作），可想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

1918年的北京，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徐悲鸿本是一位追求真理、向往美好、心地善良的艺术家，此时他的思想绝不可能是平静的。1918年年底，又是在蔡元培和傅增湘的帮助之下，徐悲鸿获得了赴法留学的机会。时年徐悲鸿整24岁，各方面的修养已经显示出他是位有成就的艺术家了。

他不愧是中国美术战线上有代表性的革新者，他的出国留学不同于一般青年学子，他是一位身负重任的中国文艺界战士，为了中国的新文化艺术而“出国取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勇敢的实践者。

因此，徐悲鸿在上海、北京的奋斗，可谓他坎坷人生旅程中的第二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