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前，我在豫西山区一个煤矿子弟学校当教师。使我的命运发生改变的契机是这一年的高考。已高中毕业11年的我，总算成了洛阳师专（后为洛阳师院）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在大学校园里似乎更为明显。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在文学作品里体现得尤为强烈、鲜明和感性。那时候，我贪婪地阅读文学作品，试着写诗、写评论，就在这期间，我开始和洛阳的文学刊物发生了联系。先是在洛阳地区的《豫西文艺》发了诗歌，后来又给洛阳市刚刚复刊的《牡丹》送去了评论文章。

　　1981年，我临近毕业的时候，洛阳地区在《豫西文艺》的基础上创办了文学期刊《洛神》。当时他们急需编辑，就到学校去物色人选。1982年我正式到《洛神》当了编辑。

　　《洛神》的刊名是文坛巨匠茅盾题写的，创刊之初曾聘请洛阳籍的文学前辈曹靖华、葛洛以及著名作家李凖、吉学沛等为顾问，编发了许多优秀作品，创刊号的一篇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

　　1983年我去北京约稿，曾经见到田间、刘绍棠、丛维熙、林斤澜等人，后来田间、刘绍棠等都给《洛神》写了稿子。曾经以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而名噪全国的李凖，面对改革开放后农村新的形势，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写了一篇反映农村变革的短篇小说《牛梭头的叹息》。我是这篇小说的责编，后来还写了一篇评论在《河南日报》发表。

　　除了编刊物，杂志社还组织了许多文学活动，其中以1984年协助省作协举办的河南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研讨会影响最大。此后，河南作家张一弓、叶文玲、田中禾、张宇等人连续发表了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的中、短篇小说。

　　《洛神》印数最多时达70多万份。1986年，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原洛阳地区撤销，《洛神》也迁往三门峡市。我则留在了洛阳市文联工作。

　　1996年，我开始兼任《牡丹》杂志的主编。《牡丹》创刊于1957年，刊名是文坛巨匠郭沫若题写。其间经过“反右”、“文革”，曾数度停刊，直到1979年才又一次复刊。复刊后的《牡丹》也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初文学的辉煌时期。但这时候的文学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读者也由于文化的多元格局而逐渐分化，坚守纯文学立场的文学刊物遇到了生存危机。

　　《牡丹》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洛阳，这时候只有这一本文学刊物，而且河南的文学刊物，除了省文联的《莽原》，只有郑州、开封和洛阳有公开发行的刊物，《牡丹》不仅对团结扶持本地的作者有重要意义，在全省文学格局中也占有重要位置。这时候，面对种种困难、冲击和诱惑，我们选择了对文学的坚守，坚持了纯文学的办刊方向。

　　1997年是《牡丹》创刊40周年。以此为契机，我们举办了系列活动，应邀参加活动的著名作家、评论家雷达、田中禾、张宇、阎连科、李佩甫以及《中国作家》的副主编杨志广、《小说月报》的主编马津海等对《牡丹》坚持的方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000年以后，《牡丹》终于从困境中突围，在刊物面貌、编校质量、经费运营状况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改观，逐步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那些年，《牡丹》发表的作品经常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等多家选刊选载介绍。《牡丹》后来被评为省一级期刊，受到省新闻出版局的表彰。

　　2006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也不再兼任《牡丹》主编。30年来，我经历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风雨潮汐。回首往事，感慨万端。在万千思绪中，我有两个清晰凸现的认知：一是有了思想解放、改革开发、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文学事业才有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可能；二是尽管世事沧桑，有风有雨，但文学永恒。年年岁岁，文学都会长出新的枝叶，开出新的花朵！

　　本版插图 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