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红帽子”，有“白老大”撑腰，重庆“黑老大”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中国某些地方社会转型期的真实写照。

　　10月19日，重庆黑帮世纪大审判进入第二周，以双胞胎张波、张涛为首的14人“涉黑”团伙被控5项罪名。两天后，杨天庆等9人“涉黑”案宣判：杨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被判处死刑。

　　张波、张涛和杨天庆只是冰山一角，参与这场真人秀演出的有1544人之多，330多亿元赃款被缴获，这几乎是重庆财政收入的1/3。因为一场“扫黑”行动，这座中国第四大直辖市正经历从未有过的阵痛：一个崛起中的西部明珠，何以成为黑帮泛滥之地？黑白两道又如何同流合污，控制重庆的经济命脉，甚至“威胁到政权的根基”？

　　“黑老大”流变史

　　1997年，重庆市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黑帮由此开始蜕变，更多地将黑手伸向经济领域，不变的是一样地凶残。没有人一出生就是“黑老大”，但一旦成为“黑老大”都一样地心狠手辣。

　　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步行街入口处，有一个云梦阁夜总会，这里是陈明亮的“黄赌毒”据点。这位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中毕业后，进入重庆长江仪表厂工作，后又南下深圳经商，始终默默无闻。回到重庆后，他放高利贷、操纵赌场，成为横行一方的地头蛇，打击报复是其称霸江湖的丛林法则。

　　搞“黄赌毒”需要打击报复，搞实业亦然。重庆警方公布的材料表明，“涉黑”团伙已经渗透到了当地的能源、交通、建筑以及粮油菜肉等各个领域。

　　鹅公岩是重庆普通的一座大桥。2007年8月，一个名字叫做黎强的人指使手下公然在这里抢走一辆公共汽车。靠着打砸抢，短短几年，这位重庆市人大代表拿到了重庆的100多条公交线路经营权，其势力已足够影响到城市的公交命脉。

　　重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王天伦，是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掌控重庆猪肉市场41%的份额。

　　时光倒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候的黑帮讲义气，喜欢打架，1.62米的封曼是当时重庆黑帮最大的主角。

　　不久之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严打在全国拉响，封曼未能幸免，因聚众斗殴被判刑两年。

　　重庆黑帮真正开始蜕变是在199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第四个直辖市之后，发展上的新机遇使得经济领域出现更多的黑手。

　　1998年，重出江湖的封曼，开始拉拢原巴南区人大代表、巴南区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主任肖某，骗取验资和工商注册，成立自己的房产公司，由此达到“事业巅峰”。

　　谁曾想，3年后，重庆开展直辖之后的首次大规模严打，封曼作为黑帮代表人物再次被抓。经警方查证，封曼案牵涉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6人，其中包括处级以上干部25人，他用于拉拢、腐蚀党政干部的费用达数百万元。

　　黑白一家亲

　　没有“白老大”的保护，就没有“黑老大”的存在。

　　封曼之后， 新的黑帮人物王平、王渝男迅速崛起，警方的一些人开始成为其最大的“保护伞”。

　　此时，文强开始若隐若现地出现在黑帮之中。这位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是“涉黑”级别最高的官员。1992年9月起，文强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其间担任公安系统主要领导长达16年。

　　1996年，重庆朝千隧道发生震惊全市的枪战，王平正是其中的涉案者之一。而在此前，已经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与王平过从甚密，在王平女儿的生日宴会上，文强公然出现。他后来的解释是王平是他培养的线人。

　　公安子弟王渝男，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重庆璧山县白云湖开设了一个有数十人参与、筹集赌资400多万元的“百家乐”大赌场。2000年10月底，民警突然发起袭击，冲进赌场，一位民警颈部中弹身亡。

　　这位民警的牺牲，让王渝男的“保护伞”顿然失效，王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的落马，牵连出了众多“白老大”，包括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原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龙蜀渝、原市公安局水警总队政经保科科长汪德泉等。

　　这时，另一重要人物开始登场，她就是文强的弟媳谢才萍。在警方行动前十分钟，她带着钱从容离去。王渝男等人落网后，她开始填补空白，利用文强的关系大肆经营赌场，并一度成为“重庆最安全的赌场”。

　　46岁的谢才萍并没有多大的能耐，原本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地税局干部。她在短短4年时间里，能成为一个坐拥十几个地下赌场的“涉黑”女老大，离不开“白老大”的保护。根据公诉机关指控，2008年4月，谢才萍领导的“黑赌”组织为使其开设于黄泥塝御井茶楼赌场不被查禁，安排组织成员龚湛杰给郭胜、甘勇送去18万元，为赌场提供非法保护。郭胜时任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黄泥塝派出所副所长，甘勇时任该所民警。

　　不但容忍犯罪行为，“白老大”还乐于充当“黑老大”的“雇主”。

　　反黑背后是反腐

　　必须根本转变“GDP崇拜”的政绩观念，才能杜绝公权部门主动扶持黑恶势力。

　　“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寻求‘保护伞’，这是当前黑社会的一大特点。”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认为，另一大特点就是，“一些黑恶犯罪头目甚至披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外衣，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寻求‘政治庇护’。”

　　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向“致富能人”倾斜，成为代表委员，最重要的民意基础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指标。这一现象并非重庆独有。其实，这是一些干部“GDP崇拜”和政绩观异化的另一种表现，也是“黑老大”戴上“红帽子”的土壤。

　　有了这顶“红帽子”，“黑老大”们等于给自己的强取豪夺披上了堂皇的外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周泽认为，“打黑除恶”必须根本转变“GDP崇拜”的政绩观念，杜绝公权部门在政绩冲动下主动豢养、扶持黑恶势力；另外，也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包括纪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才能堵死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的缝隙。

　　任建明跟周泽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认为，要加强预防工作，并且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对待。“如果我们经过长期努力，能够从公共权力腐败的治理开始，将廉洁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话，黑恶势力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打黑贵在制度化

　　运动式的司法实践是不能持久的，犯罪还会卷土重来。

　　“‘打黑’并非重庆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10月16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向媒体介绍了“打黑”的初衷。　

　　“老百姓聚集在政府门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画面让人神经紧张。黑恶势力拿刀砍人，就像屠户用刀砍杀牲畜，惨不忍睹。”薄熙来动容地说，“去年我们清缴刀具，大砍刀堆积如山。那不是一般的匕首，而是砍刀啊！谢才萍开赌场从中抽头，赌场开在五星级饭店，旱涝保收。这连清朝道光皇帝和林则徐都不能容忍。”

　　不过，有律师担心它是一种运动式的执法。《澳大利亚人报》援引北京律师夏南(音)的话说：“这种运动式的司法实践是不能持久的，犯罪还会卷土重来。”参与“涉黑”案辩护的重庆律师周立太则担心，“打黑”行动可能扩大化。对此，重庆市检察院和法院公开表示，将严格依法办案，不会扩大打击面。

　　重庆市检察院表示，全市检察机关要将每一起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对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坚决严厉打击。对于被裹挟参加黑恶犯罪团伙，犯罪情节较轻的人员，在与涉黑涉恶犯罪有关联的公司、企业工作，对“涉黑”组织犯罪不知情，而实施轻微犯罪或违法行为的人员，严格区别对待。

　　重庆市高院要求，不能因为“涉黑”案件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和公众的仇视心理而剥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法官在审理“涉黑”人员时，要与普通刑事犯罪一样，严格遵守法定程式，严守审判中立。                     （据新华网）